第二部 村庄 十二 完美健康

有时春明在梦里会说英语。她发现自己置身一群外国人中间，就像在东莞图书馆里，她用英文跟人家讲话，别人回应。

我问春明，用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梦，是什么感觉。

“我无法形容，”她说。“我只知道在梦里我在说英语。”

春明在流水线英语上过几堂课，可是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没背熟。她完全依赖国际音标来学习发音，这种音标体系经常用于学习外语。这些怪模怪样的字符成了她通往英语世界的钥匙，那里一排又一排的大门紧锁，门后的语言等待着像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我认为学英语的秘诀就在于音标，”春明对我说。我遇到过许多人谈起学英语的事，但没有一个像春明这样，赋予它这么多的意义。

如果我学了英语，我就能多看看世界。我就能更享受人生。我想要找到一种新的幸福。如果我不学英语，我会总是感到我的人生受到限制。

2005年9月，距离她上次去东莞科技馆九个月之后，春明再次拜访吴先生。他的学校还跟他住的地方在一起，有十二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免费学习住宿，轮流烧饭；作为交换，她们为吴先生的课本计划编写教材。学生们住在教室后面拥挤的卧室里。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洗好的衣服挂着床架上，地上摆着水桶。这些房间感觉就像是厂里的工人宿舍。

我们到的时候吴先生不在；他从前的学生，英语教师刘以霞带我们参观。当天正好断电，春明走过一个个闷热的房间，噘着嘴，很不以为然。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这里，”一个叫萧永丽的学生说。“吴老师不让我们出去。”

“他不让你们出去？”春明看起来有些担心。

“他认为那不利于学习。”

“你一出去，就开始有疑心，”刘以霞解释道。“所以姑娘们才都把头发剪得这么短。”

“每个人都必须得剪短头发么？”

“对，那样就不会因为漂亮而分心了。”

我跟萧永丽用英文聊了几句。她说得很快，很有自信。她二十岁，来自四川。她曾在三星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一年前来到流水线英语。现在她每天学习十个小时。

“你周末也学习么？”我问。

萧永丽不得不用中文问我“周末”是什么意思。是的，她说，周末也学。

我问她为什么来东莞。她沉默了一会。我换成中文，问她有没有听懂。“说来话长，”她恳切地说。“我在想应该怎么说。”

最后，她用英文说：“我到东莞来工作。”

她想当同声传译员，在东莞，这种职业选择很奇怪，因为这里并不需要联合国水平的译员。“我们老师说那是学习英语的最高水平，”她说。“我想达到最高水平。”显然，萧永丽没有仔细想过她学英语是为了什么；但那些可以稍后再说。眼下，她就是决心本身。

我们之后在他公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吴先生。他跟春明大讲大脑，右手，左手，眼球，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我注意到，每说完一句话，他都会自动地露出微笑——也许他在某本书里读到，这样会让人更喜欢他。

“我们的学生每个小时可以做六百个句子。”微笑。

“六百个句子……”

“不是所有人，只有最好的才行，”吴先生马上改口。

“你是说，他们每个小时能读六百个句子么？”春明问。

“读？不是！他们每分钟能读一百零八个句子！我说的是写。”

春明转身向我。“你能一个小时写六百句吗？”

“她肯定做不到，”吴先生得意洋洋地说。微笑。

我考虑要不要指出，这未必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但决定还是不说为好。我的头已经开始疼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春明说。“这我同意。”她仿佛被吴先生的推销策略给说动了，然后，她又问起吴先生最好的学生。“那刘以霞呢？她学得很好吧？”

“她还不错，”吴先生说。“毕竟她在我的学校读了一年呢。但说到写句子，她跟我的学生没法比。那个萧永丽一小时能写六百个句子。”

春明问起学校的规矩。吴先生夜间把学生锁在房间里，每天早晨六点钟喊她们起床做健康操。她们每周日晚上允许外出一次，购买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每个姑娘每个月可以打一个电话回家。禁止访客。当然了，吴先生说，像春明这样比较年长的学生可以在附近租套公寓，只是白天来上课。但是除非全心投入的情况下，他对春明能否成功把握不大。“学习很艰苦的，”他严厉地说，这次他忘了微笑。

春明喜欢全心投入和脱胎换骨的转变这些说法，但学校的生活条件之差和地段之偏让她很不满意。同时，她刚刚投资了一家新公司。这时候辞职去学英语——这种投入至少要一年后才可能见到回报——会让她所有的朋友大吃一惊。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她仔细考虑了一番。“如果我朋友们听说我刚开了家公司，却立刻就离开去学英语，他们会觉得我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