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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能把柴油机画好，但是我根本就不想画它。我情愿画点别的，哪怕去画大粪。在一泡大粪面前，我能表现得像个画家，而在柴油机的图板面前，我永远是一泡大粪。假如我想变成个人，就得做自己能做好的事，否则就是大粪。为此我要出国，或者得数盲症。这件事别人能做成，但就是我做不成。

在那个星期四早上，因为工作让我很头疼，所以我就把铅笔一摔，吼道：不干了！开party！去把你们的傍肩都请来！大厅里哄的一声，大家都往外屋拥，去抢电话，通知他们的人。这以后的事就是反面的了。只有我和小徐坐着不动。他是考勤员，问我：今天怎么算？我说：所有的人都病了。他说：那得派人去医院搞假条。我说：你去。这个混蛋斗胆要借我的车，我一时糊涂就借给他了。结果他骑着到处兜风，不光耗尽了油，连挡泥板也撞瘪了。最糟的是被保安逮了去，挨了两下之后，就信口胡招，把我们在医院里的关系出卖了，口袋里的一沓病假条就是罪证。他这个人干出了这种事，我倒是不意外。只可惜我们的大夫去砸碱了。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小徐一去就没回来，他死掉了。在这件事上，数盲肯定比我要悲痛。进了局子我才发现，我们的一举一动上面都知道：知道我们拿柴油换白薯，拿铸铁换雪花梨。这些事都是我领头干的，因为工资不够花；当然更知道谁在和谁乱搞，不过数盲表示这些事不必深究，他们教育家属的工作也没做好。我个人认为这些事双方不提最好，省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但是不提不等于不重要。

我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有人管我要储藏室钥匙，我连问都不问就给了他。储藏室里就是些铸铁、柴油，捣腾没了可以找别人借。过一会儿又有人管我要地下室钥匙，说要动用战略储备，去开动部里那辆旧北京吉普。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去把小孙接回来。为此还要开介绍信，说咱们这里提审他。我批准了——我是常务副部长，手里有介绍信。然后大胖子进屋来，高声唱道：有螃蟹——要两桶柴油换。我也批准了，但是要他少带几个人去——搞得那么沸沸扬扬不好。他答应了，但是他们把那辆柴油车开走时，车上至少有十个人。过一会儿又走了一辆车，说是去拉雪花梨，去的人也不少，拉走了不少铸铁，拿去换梨；但是又有好几辆车开进来，上面是外单位的人。我跑出去要把他们撵走，party是晚上的事，白天来干什么？我不想有人来帮我们折腾。但是我发现是玻璃公司的人，前几天人家刚帮我们打了一架，交情非比寻常。更何况人家也不是空手来的，带来了几箱鲅鱼，还有好多铁棍。鲅鱼是吃的，铁棍干什么用，我都没敢打听。然后会计部的人也来了，都是女孩子，撵人家就更不恰当了。有个小姑娘撞到我屋里来，管我要铁筷子，要烫头发——我没理她。她就跑出去说，屋里坐了个人，一声不吭，好可怕！别人告诉她说，这是我们老大哥，他总这样。其实我不是总这样，人来得太多，我心情坏。

有关战略储备，也是个严重问题。我存了两桶八十升汽油，这是违法的。汽油是危险品，可以造燃烧弹，威胁到数盲的安全。但是可以造燃烧弹的东西多着哪，比方说，苯，自来水里有的是，只是领导要它没有用。搜我家时又发现了一把钢制的水果刀，这也是危险品，钢刀可以杀人。假如哪位数盲乐意试试，我能用铸铁刀把他杀死。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汽油和钢的危险性并不表现在它可以伤人。主要的问题是它们对数盲有用。凡对他们有用之物，则危险。我还存了一件最大的危险品——吉普车。这东西开得很快，当然有危险。我存它的目的是万一有人得了重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把他送进天津或北京的医院，救他一命。然而我们谁都不是高速车辆驾驶员（政审通不过），开车上高速公路当然要威胁到数盲的安全。

以前开party没来过这么多人。我前妻打个电话来，说你那里好像来了很多人，是怎么回事？我说到了年终，和关系单位联欢。她说你小心点，我们这里有反应。这使我想到了小徐借了我的车去医院，肯定是先到了她们那里。没想到的是再过一会儿他就要死掉了。我想请她来，但在市府的电话上不敢乱讲，就没有说。中午时分我就开始和大家打招呼，让他们少招人，但是不管用。到了午后，不知哪来这么多人，连保安的人都吓跑了，怕我们找他们报仇——我们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豁出去不想后果了——要玩就让大家玩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