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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还想到这样一些事：其实我过去是有数盲症的，上小学时连四则运算都算不好——当时我就画得很好了，所以觉得算不好没有关系。上中学时物理化学全是一塌糊涂。几何学得还可以，代数不及格。高考之前觉得数学吃零蛋太难看，找我哥哥恶补了一下，在一百五十分里得到了三十来分，就把老师和同学吓了一大跳。假如他们知道我现在是工程师，一定要吓死了。

那天早上我想到四十年前，我们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冬天我哥哥从乡下回来，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那房子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炉子——这时因为我怕冷，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摆弄炉子。我哥哥歪在靠窗户的床上看书。那个窗户下面是玻璃，上面糊着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哥哥正在插队，每年冬天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来——比方说，当时的年轻人只有少数能上大学，按理说应该选最聪明的人上学才对，但实际情况是选了一些连字都不大识的傻瓜。另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在田里出苦力时，要选几个聪明人去县里开会，住舒适的招待所，吃很好的伙食；但实际情况又是选了一些不可救药的傻子，到那里讲些老母猪听了也要狂笑起来的傻话。顺便说一句，那种傻话叫做“讲用”，我当时只有八岁，已经觉得它愚不可及。他老在唠叨说，这世道也不知是怎么了。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当然回答不出来。

我哥哥年轻时经历的事，现在也存在。当然，现在男孩子不用去插队了，在高中毕业时，大家都要去兵营里军训。然后根据教官的意见，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技工学校受训，比较傻的却送到各种管理、外交、艺术院校里去。后者假如没有数盲症的话，在那里念上几年，肯定就不识数了。当然，这两类孩子将来的待遇会有天渊之别。教官在鉴别孩子的智能方面比任何心理学家都在行——众所周知，聪明的男孩子会调皮捣蛋，而说什么信什么的，肯定是笨蛋。

我们俩住在一间平房里时，我哥哥总在读书，先读各种“选读”、“选集”之类，因为那些书里有读不懂的地方，所以他又开始涉猎思辨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黑格尔和《朱子语类》、《曾国藩家书》等等；不读书时就坐在窗边疯狂地咬手指。我哥哥非常聪明，根据他后来的表现，他是百万人里挑一的数学天才。

有关我哥哥读的书，有一点需要补充，现在各种男孩上的学院里，还在用它们当教本。而技工学校的教本，说来惭愧，都是我们编的。这是因为我们都要到技工学校任教，高深的教本我们教不动。当我为误人子弟而内疚时，就在工程课上教几节素描，还有人在数学课上教美声唱法，在物理课上教唐诗宋词，所有的学生都被我们教得乌七八糟，将来想发数盲症都发不了。

有关我自己的智力情况，我还没有提到过。在碱场里，我前妻对我有个评价：王犯，在工程上你是个天才，但你十足外行。这都是因为你先灌了一脑子艺术才来学工。你应该去搞艺术，这方面虽然我不懂，但我觉得你一定非常人可比。我听了这话，心里很舒服，马上说道：报告管教！今天晚上我睡门口，给你挡着风！她说：混账东西，你想感冒得肺炎吗？我又说：那我睡你脚下，给你焐脚！她又说：身上冷怎么办？最后还是睡在老地方，和她并着头，哪儿冷焐哪儿。

我前妻从来不拍我的马屁，她也用不着这么做。所以她说的话一定属实。假如我也算个聪明人的话，家兄聪明到什么程度就难以定论了，因为他比我聪明了一百倍都不止。但是读了一冬思辨哲学以后，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有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有五块钱，花了三块，怎么只剩了两块了？出于对他智力的尊敬，我犹豫着回答道：你说你有五块钱？对呀。花了三块？对呀。那么应该剩几块呢？他这才哈哈大笑起来，说哲学书都把人读笨了。这当然是从反面来讲，要从正面来讲，就不能说是读笨，应该说读聪明了才对。

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我努力做了近十几年的技术工作，水平毫无进展，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笨。我们周围的情形也越来越糟了，凭我的笨脑子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看看我的同事，和我一样。假如谁看上去比较聪明，比较有前途，就会得数盲症。只有我这样的笨蛋不得数盲症。

假如我哥哥的一生被“文革”毁掉了的话，我的一生就被数盲症毁掉了。他现在是个数学教授，不是数学家。我现在是工程师，不是艺术家。假如时局有利的话，我们是可以做成后一种人的。这些事情使我很烦闷。这些事当然是从反面讲的，从正面讲，就根本没有烦闷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