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与游戏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察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儿堆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儿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儿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

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单手抛出布包或乒乓球时，用同一只手翻转羊拐，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一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儿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而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儿沿墙根儿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犹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筋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