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一

一九四八年五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五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二十八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五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二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黏结，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二十五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文革”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