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第2/3页）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三十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儿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除了“民进”秘书长家外），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冷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又成本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晕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虽说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单眼吊线，用锯把扁担剖成两半，刨平后用砂纸打磨，罩上三遍无色清漆；待薄如蝉翼的清漆干透，用长螺丝钉和乳胶固定，纵横交错，构成基本框架，接下来用麻绳把弹簧层层绑紧，蒙上帆布，再用鲜艳的浴巾盖在上面。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全楼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有一阵，西单商场卖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金属筒装的高档名牌，每支仅一元。估摸是古巴输出革命战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雾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必须得找小工干活。那年头哥儿们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孙中等身材，还算结实，李人高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龙”的哥儿们。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文版的《动物农场》。十一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八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哥儿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三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时而抽雪茄时而抽“大炮”。他指出《动物农场》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大约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