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阿姨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到我家落脚当保姆。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力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满地跑了。

一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一气之下她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闹翻了，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上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动过，每月总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十六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镚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心不在焉，准备随时溜号儿。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每回扬州来信都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小赵长得干净利索，生性腼腆。而为他准备的候选人，要不农村户口，要不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儿？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　，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二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有心参加社会活动，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复杂不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一九五八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变形的工人农民形象代表变形的时代，风吹日晒，他们渐渐隐身墙中。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