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第2/3页）

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凭本能，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是校足球队前锋。他个儿矬且四肢短粗，其貌不扬，满脸横肉，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静若睡狮，动则矫健凶猛，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

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很难说清其中因果。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家离学校不远，独门独院，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像往常那样，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李希禹迎过来，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我拒绝了。他生气说：“瞧不起我？你丫真不够哥儿们。”后来证实，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叫尊严。我此后尽量躲着他，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

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叫赖德生，他有个哥哥赖文龙，高一年级。哥儿俩身高体健，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由于在日本长大，他们毫无城府，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可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给我带来安全感。我们住得很近，过从甚密。

他们从日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造型精巧，音质优美，尤其那些键盘旋钮，更像一个引爆现实的装置，让我有些敬畏。再就是那些日本画报上的美女，更让我浮想联翩：原来在我们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四

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他又瘦又高，肤色黧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哧哧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由于常感冒，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郑重推荐“银翘解毒丸”：“知道什么是蜜制吗？就是用蜂蜜做的，而你们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什么是蜡丸？就是用蜡密封，怕走了味儿。才两毛钱一丸，不贵，再说那味道特别……”经他一说跟仙丹差不离，全班只有我信了。大约两个月后，我走进阴森森的中药铺，把凑足的钢镚儿递到高高的柜台上，得到一丸“仙丹”。我钻进小胡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剥开蜡壳，放嘴里一尝，苦得我差点儿呕吐出来……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二○○一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