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三中

一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一九○二年，醇亲王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承袭贝勒爵，搬入府内，故得名涛贝勒府。宣统年间，身为摄政王之弟，载涛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张勋复辟，他又当上禁卫军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摇身一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二五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一九二九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一九五一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

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蒙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

入学那年我十三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儿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在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二

一九六二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詠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实，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一九五八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

“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