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三中（第2/3页）

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跟卢叔叔探听，避而不答，想必那是军事秘密。

一天晚上，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灯光下，他双眼色泽不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半夜，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发现后，我们把它团团围住，先鸣枪警告，它猛扑过来，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三十九发子弹……”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

那年头，北京黑灯瞎火，肚里没食，早早回家歇着了。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戏剧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没伴儿，总把我带上。我跟他看的话剧有《以革命的名义》、《带枪的人》和《伊索》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刚下过雨，一股落叶霉烂味。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黄昏的晴空，楼梯上的观众，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那是我，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让我有点儿晕眩。随低沉的钟声响起，灯光转暗，红色帷幕徐徐拉开，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此后着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伊索附体，我处于半疯癫状态，在同学中宣布：为了自由，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水分子式，驴唇不对马嘴，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

当年粮食定量有限，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由于没缴够粮票，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边，道理很简单，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

三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

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四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