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问方枪枪的爸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他微笑不说话，很为难的样子。

地里拣来的。方妈妈插话，飞快地瞟方爸爸一眼。

白菜地吗？

方妈妈大笑：对。

白菜地呢？

挖了。铲平了。没了。

原来呢？

原来就在大操场。方妈妈信手一指。

南京在哪儿？

在南边儿。方爸爸说。

南边哪儿？

这要看地图才能说得清。回家我指给你。

南京有河吗？

方爸爸讶异地一扬眉毛：你都记得？

我快乐地说：我的白帽子呢？掉水里了吧。

厉害厉害，你那么小会记得。

他怎么会记得，还不是你总说。方妈妈一撇嘴。

那些鸡呢？

什么鸡？两个人一起糊涂。

方爸爸先反应过来：你是说困难时期家里养的那些鸡？都进你肚子了——你看他确实都记得。

这次轮到我茫然了。

再往前呢？

往哪儿前？方爸爸领我躲过一辆自行车。

南京。白菜地。

两人笑：又绕回来了。

方妈妈说，这些事小孩别老瞎问。

长大你自然就知道了。方爸爸说。

这就对了。我心里一美，手牵两个大人之手，双脚离地悠起秋千。

你为什么那样笑，好像你什么都懂？方妈妈奇怪地看我。

我懂。

懂什么，说出来。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

胡说！方妈妈一卸胳膊把我墩在地上。指着自己鼻子：你，是我生的。南京“八一”医院。这可不是瞎编的，有出生证。

说着她得意地笑起来，好像这下终于把谎编圆了。

我也笑，瞟了眼方爸爸，彼此仿佛心照不宣。

这一次我在方家住的时间比较长。第一天我还能严格要求自己，不乱动老乡一针一线。第二天就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方家，特别是方妈妈也有很多规定、禁忌：进门要换拖鞋；饭前便后要洗手；撒完尿立即冲马桶；不许进大人卧室；不许躺着看小人书；吃饭要端起碗，筷子不能插在米饭上——据说这是给死人吃的。

方妈妈工作很忙。每天她进门天都黑了，收音机里在播一首低沉、叫孩子听了心里难过的歌儿：“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时我已经迷迷糊糊，怎么主观努力也起不来。

唱完歌说一句话：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

然后，方妈妈就准时回来了。她和方爸爸在外屋咕咕哝哝说话，踢里趿拉进来开一下灯，接着能嗅到香油和鸡蛋的味道，听到吃面条的叹息和咂舌声。再往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歌声、挂面味伴我入睡多年，养成习惯：一听《国际歌》就想顺嘴说：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一吃挂面就困得不行。

方爸爸也很忙。一吹号就要起床，带我去食堂吃早饭。吹第二遍号他就要去上班。把我送到42楼小路口，看着我进单元门，自己去办公区。中午吹号，我再在食堂门口等他，一起吃完午饭回家午睡。下午醒来家里一般只有我一个人。直到晚上吹号，我才能在食堂门口又一次等到方爸爸。有时方爸爸晚上还要开会，天黑很久也不见他回家。

家里不锁门。铜钥匙就插在门外的钥匙孔里，不管谁进门一拧就行。平时关着主要是怕风吹开。

白天，我就一个人把儿童三轮车从四楼搬下来，背着一支刺刀枪骑着车在院里逛。我还有一支装电池枪口能闪红光的冲锋枪，舍不得拿出家，怕被别的小孩玩坏了。院里常见一些没工作的家属和推着婴儿车的保姆在每个楼一层凉台坐着聊天。我骑车过去和她们说说话，逗逗孩子，给她们表演表演拼刺刀。

有时我也听听她们的会。

这些家庭妇女都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员。做姑娘时一定很像电影上那些腰扎皮带背着大枪又站岗又送军粮的泼辣的妇救会干部。现在老了，解除了武装并失去电影上那种硝烟纷飞的战争背景。

她们和方妈妈那种时髦女青年完全两路人，从里到外毫无共同点。前者来自农村山区很多人目不识丁，后者基本是大中城市学生出身；她们说话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方妈妈她们全讲普通话；她们穿偏襟粗布大褂，梳直上直下的短发别着老式发卡，冬春刮风的日子包着花布头巾；方妈妈她们穿旗袍、布拉吉或制服，烫发，系丝巾或羊毛围巾；她们苍老、身材臃肿，手里纳着鞋底子，表情既善良又温顺，很爱和小孩说话，拿东西给小孩吃，小孩做什么都会得到她们的赞许；方妈妈她们白皙、体态窈窕，手里拎皮包，神态傲然，不是自家孩子一眼不看，不许小孩吃别人东西，小孩做什么都要被她们禁止、喝住。

方妈妈她们都是那种标准新中国女性。电影上也有这么一路人，身份一般为教师、文工团员或大学生：刚毅较真，意气风发，一遇见错误倾向就坚决斗争。你一看见她们就会产生幻觉，仿佛看到一个高举火炬向我们跑来的女子马拉松运动员。“文化大革命”过后家家公开了一些历史照片，我发现这些尊敬的女同志大都是有钱人家或曰剥削阶级家庭的小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