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4/7页）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吕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至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们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其不解，于是我问她：

“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缘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儿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