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记忆中的张安达是个英俊人物，面庞白皙，皓齿明眸，穿的很讲究，灰哔叽大褂，黑礼服呢布鞋，鞋底是黄牛皮的，软和随脚，走道没声响。脑袋像唱花脸的演员一样，寸发不留，刮了个“去青”。不是谁都敢把自个儿的脑袋收拾成这模样的，首先脑袋得长得周正圆润，不能坑坑洼洼，土豆似的里出外进，不能有伤痕疙瘩，得跟刮胡子似的，见天刮，可见张家的媳妇除了操持家务以外，还充当着剃头匠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张安达的圆脑袋，圆得好看，圆得秀气，当然，张安达对自己的脑袋也很满意，把头发刮光了就是他自信的表现。有一回我们家的老二脑袋长了秃疮，医院把他头发都剃了，大家才知道他脑袋的形状极差，前奔后勺，前后之长大于左右之宽，是个“梆子”脑袋。所以张安达剃光头是对自身的另一种展示，一种炫耀。

端午、冬至、中秋，张安达逢年过节必来我们家，每次从不空手，不是由东直门大街鱼市上提篓鲜螃蟹，就是从安定门外菜园子买一筐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有一回还带来几只叽嘹叽嘹叫的小油鸡儿，绒球似的满院跑。有人描述太监行走的步伐是“鹅行鸭步”，也有人说叫“四六步”，但我总觉得“四六步”更近乎戏曲的专业术语，总之是撇着八字脚一步一步走得沉稳而有规律，我见过一张流传很广的慈禧出行照片，走在最前面左与右的是大太监崔玉贵和李连英，两个人都端着肩膀，没有表情，完全是一副仪仗模样，不招人待见。但是张安达不，张安达活泼好动，从来没摆过什么“鹅行鸭步”，他走道向来是一溜小跑，灵敏又快捷。

张安达是谦恭的，进了门不怕麻烦地给每一个人请安，包括我这个小人儿，也包括厨子老王和看门的老张，他从来不把自己搁在显要位置上，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底下人，把进退分寸拿捏得十分准确，他常常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悄没声儿地出现了，好像他正巧赶上，让你觉得那么恰如其分，那么自然。比如，正月张安达和我父亲带我到雍和宫看“打鬼”，人挺多，我个儿小，什么也看不见，刚一懊恼，张安达就从后头把我举起来了，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看，这样一来我比所有的人都“高”，看得清楚极了。我父亲画画，张安达站在旁边看，他能把要用的颜色及时地准备好，把要换的笔，衣纹、鼠须、大小红毛之类准确无误地递到父亲手上，这绝非一日之功，连我们家专门画画的老七也做不到。

母亲说，这是太监的本事。

我说这是善解人意。

张安达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当过太监，许多太监出了宫都住在庙里，过集体生活，彼此照应，可张安达从不往那个堆儿里扎，也不跟他们联系，刘掌案死后更是彻底和那些人断了来往。从外表上看，张安达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平常人更随和，更温良恭俭让，遇到什么事儿，他的态度永远是“依着您”。

寿康宫短短的几年工夫，把一个静海的乡下小子磨圆了，磨得寻不出一点儿棱角来了。

母亲说，张安达来我们家，一大半是冲着我五姐夫完占泰的，他感念完颜姐夫当年的帮忙，不是完颜占泰很实诚地一趟一趟给他往静海家里捎钱，他的娘哪儿能活下来，哪能有后来的日子。

完颜占泰从中学到大学都住在我们家，跟我的几个哥哥不分彼此，后来跟我五姐结了婚，婚后小两口住在北平家里，我母亲说，结了婚姑爷不能老住在丈人家，不合适。

完颜姐夫说，干嘛赶我们走？我们不走，就算我是入赘还不行吗？

姐夫愿意当倒插门，奈何！

刚解放，街道宣传《婚姻法》，各家都要派人去柏林寺开会，我代表我们家去了，我知道我是去充数的，母亲想的是《婚姻法》跟我们家没关系，让我去点个卯就行了。我很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对《婚姻法》多么有兴趣，是我对家门口那座元朝庙宇有偏爱，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柏林寺，柏林寺里头有大树，有王八驮石碑，还有停灵的大棺材，平时家里不让去那儿玩，现在正好，玩不到吃饭绝不回来，更何况宣讲完了还有节目，扭秧歌、打腰鼓什么的。

讲《婚姻法》那天是早晨，太阳刚升起来，照在柏林寺大殿台阶上，光线十分柔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干部在讲话，干部很年轻，说的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他挥着手说话的形象却一直让我记忆至今，我不知当年那个讲话的小干部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还在人世，大概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至少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他，他讲话的场景无端地映在了一个小丫头的记忆中，几十年了，清晰如昨，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