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2/3页）

我被拉着在各个场部巡回批斗，我就像一套锣鼓家伙，不光是本单位用，还有附近的单位来借，人们不是看反革命，是看“皇姑”，那时候，反革命好找，“皇姑”难寻。我站在台上低头从眼缝里看着那些满含兴趣的观众，哪里是开批斗会，分明是在看《打金枝》，这个“金枝”虽没有戏台上凤冠霞帔的金枝好看，但在只有样板戏填充艺术舞台的时代也是很不错，很有看头的。“上台”前，我被专政队队员看守着，蹲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不许乱说乱动。有人溜进来，近距离看猴一样围着我看，众人的目光肆无忌惮，毫无顾忌，那样的眼神，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里，我再没遇到过，非常的独特。人们围着我议论着：

敢情这就是皇姑呀，啧啧，眼睛小了点儿，头发也稀，脸……不白。

手指头葱杆似的，干不了什么活。

有太监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她干。

她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皇姑么，自然是皇上的闺女。

皇上的闺女上来咱们这儿干嘛？

搞破坏呗，亏得早早挖出来了，要不然国破家亡。

一个老太太在我的手上掐了一把，不知出自什么目的。

一个汉子，伸手在我脸上拧了个麻花，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鸡还能下蛋呢，这个连鸡也不如。

有人接上说，你难保她不会下蛋？

汉子说，你先试试！

有人在后头趁势摸我的臀，有人抡开巴掌抽了我一个嘴巴，抽得我眼冒金星。

有人不知从哪儿提来半桶泔水，醍醐灌顶，从上面淋下来，霎时我面目皆非。懵懂中听谁说泔水可惜了。

队员们出来干涉了，将我与观众隔离开来，岂不知，纷乱中，某队员在我的胸部狠狠抓了两把……

忍着，都得忍着。

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

批判发言更离谱，有人振振有辞地站在我旁边念稿：

她爷见过皇上的面，她婆和娘娘吃过饭。

她大穿的是黄马褂，她娘着的是绫罗缎。

出门不走她坐软轿，累了捶背有丫鬟。

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子上镶的是五彩蓝。

……

下头喝彩一片，原来发言者念的是秦腔《教学》的段子。

哪儿跟哪儿啊！整个一个大乱仗。就是乱仗也得有敌人，“敌人”就是我。

很荒诞，很无聊，很残酷也很悲惨，当下头的人振臂高呼打倒我的狗母亲陈美珍的时候，我每每想起了盘儿和碟儿，两个纯情的，贫苦的女孩子，手拉着手扭过头来回望着红浪翻卷，红尘滚滚的世界，她们不会明白，不能理解，一切都不合逻辑地乱了。碟儿没有后代，盘儿的后代为她挣来一片骂声。

夜深人静难以入眠，从农场的土窗远远望着火车从华山脚下驶过，长长的闪亮的窗户在夜色中移动着，那是进京列车，回家的车，一天一夜的路程，该是不远。

听说大后天还有一场批斗会，那边已经用架子车后档做好了牌子，要挂在我的脖子上；准备好了墨汁，要泼在我的脸上……

进京的火车过去了，山根再没有火车走过，窗外的罗敷河无声地流淌着。罗敷也是一介女子，不为权势所动，面对华州太守的要挟，“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我不如罗敷，没有“自明”的勇气，我是个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大概自我的祖上便作为一种基因，种植在我的血液中了。脖子上挂牌子是很可怕的，那铁丝会深深嵌入肉里，更可怕的是推来搡去中的侮辱，那些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我的耐受能力是有限的，比起家族里的其他人，比起我的兄弟姐妹，我可能是最窝囊的一个。

大概是该走了，父母不在了；家没了，细想，也实在没什么留恋的。

我跪在土屋的地上，朝着北京方向磕了三个头。

不批斗的时候我得参加劳动，断没有歇着的道理。第二天的任务是收麦，跟着联合收割机在大田里干活。拖拉机拉着收割机巡洋舰般在麦田里勇往直前，旁边大卡车紧紧相跟，割下的麦子经过脱粒，哗哗地流到卡车的车斗里。我的任务是在收割机后头的麦草车集草，麦草集满一车将车后的围栏一抽，草垛就方方正正拖到了地上。集草是最累的活，吃土、暴晒、颠簸、费力，草车边上有仅能站一人的木版，人便演杂技一样地在上面随着收割机的转动而转动，随着草车的颠簸而颠簸。收割机在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几圈我便窥出，在拐弯的时候草车和卡车会转成直角，这时候我只要轻轻一跳，进入后车轮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条最近、最便捷的回家之路，人们会以为我是不小心从草车上掉下去而发生的意外，没有“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不会给尚存的叶家人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