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部 第二十章（第2/45页）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