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二章（第18/62页）

我本该在那天夜晚遽然离去，再也不与她相见。那时，我便预感到，在并非相互的爱情中——也就是说在爱情中，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存在相互之爱——人们所能品尝的幸福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而已，它所给予我们的也正是幸福的假象，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刻，某位女子出于善心，或一时心血来潮，或由于偶然的因素，造成极妙的巧合，将其一贯的言语和行为作用于我们的欲望，仿佛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爱。若聪明的话，那应该好奇地珍视这微乎其微的一点幸福，快快乐乐地享受一番，要是连这么丁点儿幸福都不存在，恐怕人生在世，连幸福对那些并不怎么挑剔或较为幸运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甚了了；应该假设它正是无限而又永久的幸福的一部分，而仅仅在这一时刻，幸福才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为了使这一虚假的幸福在第二天不至于原形毕露，还应该想方设法，从得益于偶然时刻的人为因素而产生的幸福中多索取一分恩惠。我本该离开巴尔贝克，离群索居，在孤独之中与我一时善于以假乱真的爱之余音保持和谐的共振，我别无他求，只求别对我多言；唯恐多说一句话会节外生枝，以不协和和音冲破感觉的休止符号，而正是在这一感觉的休止中，音犹未尽，福音才得以在我心头久久回荡。

向阿尔贝蒂娜道清原委之后，我心头获得了平静，于是我又尽可能多地在母亲身边生活。她总爱充满柔情地跟我谈起外祖母还年轻时的那段时光。在外祖母弥留之际，我曾给她的末日蒙上一层层悲切的阴影，母亲担心我为此而内疚，往往主动地回忆我上学时给外祖母带来的欢乐岁月，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向我隐瞒这些欢悦的往事。我们又谈了贡布雷。母亲对我说，至少在贡布雷那段时间，我常常读书，并说在巴尔贝克，若我不工作，也该读书才是。我回答道，正是为了使自己脑中经常浮现出贡布雷的往事，让自己的身旁置放着美丽的彩绘小碟，我乐意重读《一千零一夜》。象当初在贡布雷时那样，我每次过生日，母亲总送书给我，但为了让我喜出望外，她往往悄悄地送上书来，这一次也一样，她秘密地给我弄来了《一千零一夜》的两个法译本，一个是加朗的，另一个出于马德吕斯之笔。母亲看了看两个版本，希望我多读加朗的，但又害怕影响了我，一来因为她向来尊重思想自由，担心弄巧成拙，干涉了我的思想活动，二来她总抱有这么一种想法，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既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也不该单凭自己对某种读物的好恶臆断一位年轻人该阅读什么书。有时偶尔读到有的故事，主题伤风败俗，表达佶屈聱牙，会令她十分反感。但究其原委，主要原因在于她不仅把外祖母生前用过的首饰别针、晴雨两用伞、外套、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等视为圣物，还把外祖母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当作圣物珍藏起来，不管遇到何种情况，她总要思索一番，想想我外祖母该会发表什么观点，看来，她毫不怀疑，外祖母准会对马德吕斯的译本加以谴责。她回想起在贡布雷，有次去梅塞格里斯那一边漫步之前，我在阅读奥古斯丁·梯也里的书，平常，外祖母无论对我散步，还是对我读书都甚为满意，可看到这本书名与“继而墨洛温统治”那半句诗有关，好不恼火，所谓墨洛温①（Merover），叫“墨洛维格”（merowig），她从不说“加洛林王朝人”（Carolingiens），而叫“加尔洛王朝人”（Carlovingiens），并坚持不渝。最后，我跟母亲谈起了外祖母对布洛克为荷马史诗中的神祗取的希腊名字持的种种看法，据勒贡特·德·利尔说，哪怕最普通不过的玩艺儿，布洛克也一律采用希腊语拼写，将之视作一项神圣的义务，并认为这是文学才华之体现。比如，若在一封书信中需要提及来宾在他府上饮的是名副其实的仙露（necGtar），这“仙露”一词，他决不会按法文拼写，而准会把词中的“C”改成“K”，写作（nektar），并借机对拉马丁的姓名取笑一番。然而，既然对她来说，不见“奥德修斯”和“米涅瓦”原名的《奥德赛》不成其为《奥德赛》，那么，当她在《一千零一夜》的封面上看到书名已经面目全非，外祖母该会说些什么呢？译本的封面上，再也看不到与她习惯拼读一致的、永远为世人熟知的Shererazade（天方夜谭）和Dinarzade（迪纳萨德）等字样，书中，一经更名，如果敢冒昧将“更名”一词用于穆斯林故事的话，富有魅力的哈里发（Calife）和强大的诸神（Genies）便几乎认不出其本来的面目，因其原名分别为“Kbalifat”与“Gennis”。不过，母亲还是把两个译本都给了我，我告诉她，等我累到懒得出门散步的时候，我就读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