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女逃亡者（第10/89页）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忌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这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尔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尔，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象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它总在夜里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还有曼侬之死：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