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第1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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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作品笔触流利，色彩绚丽。
说真的，听到这个女人说话，听到她向我叙述她在那里过的生活，我简直垂涎三尺。在那里，每个人在自己的修士小室里工作，午饭前，所有的人都到宽敞的装有两个壁炉的客厅里来进行十分高超的谈话，谈话中夹杂着智力游戏，这使我想起狄德罗在其名著《致伏朗小姐的书简》中所提到的谈话。然后，在午饭后，大家都来到户外，即使暴雨、烈日也是如此，那阵雨的亮光，即它过滤的亮光，在一排壮丽的百年山毛榉的结节上划出道道直线，它们把十八世纪钟爱的漂亮的植物置于栅栏之前，还有那些小灌木，雨水悬挂在灌木的枝桠上，犹如鲜花盛开的花蕾。人们止步倾听一只喜欢凉快的灰雀轻柔的扑水声，灰雀在一朵白玫瑰的花冠中沐浴，犹如在尼姆芬堡府邸①娇小可爱的浴缸里洗澡。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说，埃尔斯蒂尔曾将那里的景色和花卉细腻地表现在彩色粉画上，她听了气愤地抬起头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我使他知道的，一切，您要听清楚，是一切，有墅，位于慕尼黑城外，为后期巴罗克式建筑。
趣的地方，粉画的所有主题，当他离开我们时，我就是当面对他这样说的，是不是，奥古斯特？他画的粉画的所有主题。这些东西，他过去也知道，对此说话要公正，应该承认这点，但是那些花卉，他从未见到过，他不能把蜀葵和一丈红②区分开来。是我教会他辨认，您一定不相信我的话，辨认茉莉花的。’这就是说，被今天的艺术爱好者们视作首屈一指、甚至超过方丹一拉都③的花卉画家，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位夫人，也许就永远无法画出茉莉花。应该承认，这种想法有点奇特。‘是的，我发誓，是茉莉花；他画所有的玫瑰，是在我的家里，或者是我把那些玫瑰带给他的。在我们家里，人们称他为迪施先生；请您问戈达尔、布里肖和所有其他的人，在这儿人们是否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他本人也会对此感到好笑的。我当时教他插花；开始时，他插不好。他老是不能把花束好。他没有天赋的鉴赏力，不能作出选择，我必须对他说：“不，别画那个，那个不值得画，要画这个。”“啊！要是他在安排生活时也象在安排花卉时那样听我们的话，要是他不结这个讨厌的婚，那就好了！”突然，她因全神贯注地思念过去而两眼激动，手指节和短上衣袖子的缨子也狂热地伸长，显出神经质的不安，她那痛苦姿势的轮廓，在我看来犹如一幅从未有过的美妙的画，从中可以看出被压抑的全部愤慨，在这个轮廓中，包含着女人的情感和羞耻心上受到侮辱的一位女友的全部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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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姆芬堡府邸是原巴伐利亚统治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夏季别②一丈红（passe—rose）是蜀葵（althaea）的俗称。
③方丹一拉都（1836—1904），法国油画家、版画家、插图家，以画静物、花卉和法国知名文艺家肖像而著名。
接着，她对我们谈起埃尔斯蒂尔为她所作的一幅美妙的肖像画，即戈达尔家的肖像画，她和画家闹翻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卢森堡公爵，她说，是她使画家决定让男的穿上礼服，使衣服上显出波涛般的美丽皱纹，又给女的选择了天鹅绒的裙子，裙子成为画中央的支点，使地毯上象蝴蝶般飘动的片片薄云、花卉、水果以及女孩们穿的象舞蹈女演员短裙一般的薄纱裙显得四平八稳。据说，使画家产生把女人画成在梳头的想法也是她，但随后又把这个想法归功于画家，简单地说，这种想法在于不把女人画成摆好架子的样子，而是画她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姿势。我对他说：女人在梳头、擦脸、暖脚时，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动作，这些动作完全是达·芬奇画中的优雅！’但在这时，维尔迪兰用一个示意动作指出，这种愤怒的重新产生对他妻子这样神经过敏的女人来说是有害于健康的，斯万见了就让我去欣赏女主人佩戴的黑珍珠项链，那珍珠项链是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一个后裔卖掉的，据说是英格兰的亨利埃特送给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在她买下的时候珍珠是雪白的，后来因一场火灾而烧黑了，火灾烧毁了维尔迪兰一家居住的部分房屋，当时他们住在一条街上，街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那场火灾后找到了放置这些珍珠的首饰匣，但珍珠已变得乌黑。‘我见过德·拉法耶特夫人佩戴这些珍珠的肖像，是的，确实是它们的肖像，’斯万强调地说，他面前的宾客们惊讶得叫出声来，‘它们真正的肖像，是盖尔芒特公爵收藏的。’据斯万宣称，这是举世无双的藏品，我应该去看看，这个藏品是著名的公爵从他姑母德·博泽让夫人那里继承的遗产，因为公爵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德·博泽让夫人则是从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和汉诺威亲王夫人的妹妹德·阿丝费尔德夫人那里得到这件藏品的，过去我弟弟和我在德·阿丝费尔德夫人家里很喜欢名叫巴赞的可爱孩子的面庞，而巴赞正是公爵的名字。这时，戈达尔大夫机灵地重谈珍珠的故事，这种机灵表明他是高雅之士，他告诉我们，这种灾祸会使人脑变质，同人们在无生命物质中看到的变质完全相同，并以一种比许多医生更富有哲理的方式，列举了维尔迪兰夫人的随身男仆，男仆在这场可怕的火灾中险些丧生，火灾后他判若两人，连笔迹也完全变了，他写信给当时在诺曼底的主人，向他们禀报这件事，主人收到他写的第一封信，还以为是爱开玩笑的人设下的圈套。不仅是笔迹完全变了，据戈达尔说，男仆过去很少喝酒，现在却喝得烂醉，令人厌恶，所以维尔迪兰夫人只得把他辞退。在女主人优雅的示意下，这种有启发性的论述从餐厅转入威尼斯式的吸烟室，在吸烟室里，戈达尔对我们说，他曾经亲眼看到真正的双重人格，并对我们例举了他的一个病人的病例，他友好地表示愿把这个病人带到我的家里，并说他只要触及病人的太阳穴，就可以唤起病人的第二种生活，病人在第二种生活中记不起第一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在第二种生活中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第一种生活中却多次因偷窃而被捕，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坏蛋。这时，维尔迪兰夫人敏锐地指出，医学可以为戏剧提供更为真实的题材，戏剧中复杂情节的滑稽可笑，可以建立在病理学方面误解的基础上，这样谈来谈去，就引出了戈达尔夫人的话，她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题材，曾被一个故事员所利用，这个故事员是他的孩子们在夜晚最喜欢的人，就是苏格兰人斯蒂文森，这个姓使斯万的嘴里作出不容置辩的肯定：‘斯蒂文森可是个十足的大作家，我敢向您担保，德·龚古尔先生，一位十分伟大的作家，可以和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在我们抽烟的大厅里，我对来自贝尔尼尼①建造的老宫殿的用盾形纹章装饰的藻井平顶赞叹不已，但同时又对有一个浅口盆被我们的哈瓦那雪茄烟烟灰逐渐熏黑感到遗憾，斯万听后说，那些曾属于拿破仑一世的书籍上也有类似的污迹，虽说公爵持反波拿巴主义的观点。这时，戈达尔显示出他对任何事物都有真知灼见，他说，这些污迹完全不是来自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权威般地强调道——，而是来自他手里总是拿着甘草片的习惯，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他吃甘草片是为了止住肝痛。‘因为他有肝病，他就是因肝病而去世的，’医生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