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3/8页）

把司汤达奉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者的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这很不公允。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这部小说虽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偏爱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长篇琐细的描写，但它恰如其分的笔墨，却把时代气氛烘托得那么浓烈，历史特点表现得那么准确，社会状况勾画得那么清晰，阶级关系、特别是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汤达告诉我们：德·雷纳尔先生从一八一五年起做维里埃尔市长，小说开始时他在这个位置上已为所欲为了十年；而十九岁的于连在这年受雇于市长家，到他在二十三岁时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四年。由此推算，《红与黑》所描写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间的法国，即波旁复辟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一年的法国。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复辟政权的关税保护政策等经济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复辟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和发展。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关系愈来愈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

《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12]。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农民而不像城里人”[13]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

司汤达还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和风气也像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好心的老外科军医为了让索雷尔的儿子于连有工夫读书，教好他拉丁文和历史，反须付钱给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在同市长做的一次次交易中，这个锯木厂主表现了列那狐[14]式的狡狯。连“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德·雷纳尔市长这样的顽固保王派贵族，也不免深受市侩风气的熏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例如在他看来，胡桃树之所以有权利存在，全由于它们“提供收入”；“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实属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激发他的热忱”。金钱的考虑甚至可以牺牲贵族的“尊严”，得知妻子和于连的关系，他宁愿隐忍，就因为妻子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

然而，司汤达的笔墨主要还是用于刻画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像一切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实上，自一八一四年以来，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歇。一八二四年极端保王党领袖查理十世登台后，斗争更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小说《红与黑》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对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状况，作了真实而深刻的艺术写照。

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这幅政治风俗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时代就受到伏尔泰思想影响的司汤达，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有句名言：“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对教会的揭露，几乎全然不涉及宗教信仰问题—— 对他来说那是已经过时的任务，而是紧扣着教会的要害——它在封建复辟中扮演的罪恶角色。通过发生在维里埃尔的一系列事件，他向我们指出，复辟时代后期，宗教的反动气焰如此嚣张，构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专政”。本堂神父谢朗因为带领《狱情报》编辑阿佩尔了解贫民收容所和监狱的真相，便被教会撤销教职；治安法官得罪了省里派来的玛斯隆副本堂神父，差点儿丢掉饭碗；通过听取忏悔，教会掌握每个人的秘密，控制每一个家庭。最阴森可怕的是圣会，这个教会的秘密政治组织，网罗了各色各样心怀叵测的人，从贫民收容所所长到市长家的仆人。教会的横行霸道在法国随处可见。在里昂市郊，惯守本分的圣吉罗只因每年施舍给穷人两三百法郎，而没有把钱奉献给教会组织，便被搅得无法安身。在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组织起严密的圣会网，“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报告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将级军官都感到胆颤心惊。”在司汤达称为整个小说的“最精彩的部分”里，贝藏松神学院的丑恶内幕被揭露无遗，那里，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虚伪排挤正直，欺诈胜过善良，毋宁说是一所阴谋家的专门学校。在描写秘密会议的章节里，司汤达对积极参与反革命密谋的教会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红与黑》对教会的一切描写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宗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并且始终着眼于复辟王朝时期教会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它的揭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抨击达到极强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