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8页）

“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是司汤达笔下整个复辟王朝政治画卷的中心，而秘密会议又是这中心的核心，在这次会议上，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要人们策划请求英国出钱，俄、奥、普出兵，而在法国由教会组织起一个武装的政党与之配合，把反对派一举歼灭。他们明知“这是个冒风险的，而且没完没了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除掉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国都在模仿巴黎”，但阶级本性使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作家这里所反映的，正是他写作《红与黑》时正在发生的事，一八二九年八月波里雅克的极端保王党内阁上台后的法国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当代人在日记中写道：“首都流传着成千上万种可怕的谣言，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害怕镇压又要加强，……然而悲惨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也能够举行政变。”完全证明了司汤达对当时事态观察之锐敏，再现之准确。

就是在这刻画得极其出色的典型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历史条件的成功限定，为于连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伤恋人；被处死刑。小说人物于连的故事受到《法庭公报》中贝尔德案件报道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报道中的贝尔德仅仅是个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经过司汤达艺术再创造的于连，则是根据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空，被赋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了充实的社会含义的文学典型。

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工人的儿子”、“仆人”、“工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纳尔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他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儿童时代，他看见拿破仑的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青年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很早就同反动家庭决裂的司汤达，曾得以在拿破仑大军中施展才干，两相比较，他深知复辟王朝在新一代青年面前耸立起的是怎样的壁垒。通过困扰着于连的出路问题，他响亮地提出的，正是复辟时代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庸，却少做许多虚伪的事。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像富凯那样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的，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怎样认识这个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进某个“简便”的模子，或者用一两句话作出“定断”。必须考虑到，青年于连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说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经常在真实中掺杂着假象。总之，必须正视他的全部复杂性。

于连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用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经妻子建议，德·雷纳尔市长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着的。如果说儿童时代他渴望入军界是因为受到老外科军医讲的那些战役的鼓舞，出于对“披着长白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的拿破仑龙骑兵威武气概的羡慕，那么，青年于连却是欲火炎炎地眼盯着金钱和权势：“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应该当教士。”“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