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6/8页）

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现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和缺点。司汤达无疑对于连满怀同情，他把自己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他的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赋予了这位小资产阶级英雄；他欣赏于连，尽管他无情地指出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投靠恶势力的于连是个达尔杜弗[15]，却还是认为这个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要纯净、高尚得多；最后，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于连必然失败的结局，从而昭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拿在现实主义作家、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司汤达手中的《红与黑》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它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和悲剧，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高尔基说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16]。同样，我们可以说，《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红与黑》的巨大魅力，还在于它极富有艺术特色。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17]“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证实。”[18]他总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尊重事实，意味着一方面要“摹仿自然”，尊重通过观察在“广阔的天地里”发现的“事物的比例”，“不带成见”地“如实反映”，[19]另一方面要“善于选择真实”，“描绘出每件事物的主要特征”，“把主要特征陈述得更鲜明”[20]。以上我们已经看到，《红与黑》就是司汤达根据对波旁复辟王朝社会现实的亲身体察所作的真实描绘，作家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事物，不仅创造了社会各阶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而且如实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比例，以及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的消长。

但是，虽然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却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很不相同。巴尔扎克更感兴趣的是造成一个人的“境遇”，而司汤达倾心的是人的“灵魂的辩证法”。

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严肃地答道：“人类心灵的观察者。”[21]我们从《红与黑》中可以看到，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心理活动的描述，亦即对人物内在世界的描述，成了司汤达塑造人物性格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没有内心描述，他笔下的人物都会立即枯萎。不难想象，假若于连在握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职责”，假若于连看到瓦尔诺之流花天酒地而不由心底发出愤慨的诅咒，假若于连在死牢里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定然面目全非。泰纳赞誉司汤达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22]。司汤达对人的心理的研究的确精到。他不仅看透了人物的心灵，而且看到他们行动和感觉的心理法则。爱伦堡精辟地指出：“玛蒂尔德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理活动。”[23]不仅如此，《红与黑》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他们的出身、职业、气质、际遇相联系的，构成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征的许多心理细节。仔细领味《红与黑》中的心理描写，读者会获得莫大的艺术享受。

司汤达对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专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的其他一些特点。

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来，司汤达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加以最大限度地削减。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举了一个很雄辩的例子：一个情敌在大街上夺去你心爱的人的心，要你说出此人这时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是不近情理的。另外，在他看来，“描写一个中世纪农奴的服装和铜项链，要比描写人类心灵的运动更轻而易举”[24]。因此，他完全忽略人物的衣着，正像他在化名文章中直言不讳的，他“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同样轻视，他笔下的奥克塔夫[25]、于连、法布里斯[26]都是“细长的身材”、“黑色的大眼睛”、“鬈曲的头发”。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少得出奇。只有在衬托于连的胸怀时，作者才难得地挥洒笔墨去形容“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的一只雄鹰在“静悄悄地盘旋着”。

为了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司汤达不仅要尽量减少物质世界的干扰，而且也强调把内心活动写得尽量简洁。他的自传性小说《亨利·布吕拉的一生》，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再温柔动人的感情，如果琐琐屑屑地道来，也会受到损害。”司汤达深知利弊，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无论多么丰富，他总诉诸凝炼的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