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七章（第2/5页）

她的儿子如果有一个发烧，她就会急得像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一样，不过她不屑于去对别人说罢了。在刚结婚的头几年里，倾吐心曲的需要促使她把自己的这种苦恼告诉她的丈夫，但是碰到的却总是一阵粗鲁的笑声，一下耸肩，另外还伴随着一句与妇女的傻念头有关的粗俗格言。这种取笑，特别是在与孩子的病有关的时候，像匕首一样扎进德·雷纳尔夫人的心坎。这就是她所得到的，代替了她在度过少女时代的耶稣会修道院里听到的那些殷勤的、过于甜蜜的奉承话。她的教育是由痛苦来完成的。她太高傲，即使是对她的朋友德尔维尔夫人，也不会谈这些苦恼，在她眼里所有的男人都跟她丈夫、瓦尔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粗鲁的，对一切与金钱、地位和十字勋章无关的事都抱着极其粗暴的冷漠态度，还有对一切使他们感到不快的推理都怀有盲目的仇恨；在她看来，这些情况对男人这个性别来说，就像穿靴子和戴毡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不习惯同这些爱财如命的人相处，可是她又不得不生活在他们中间。

年轻的农民于连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原因也就在于此。她从对这个高尚而骄傲的人的同情里，得到了美妙的、充满了一种新奇事物的魅力的快乐。德·雷纳尔夫人很快地就原谅了他的极端无知和举止粗野；他的极端无知也成了一个可爱之处，而他的举止粗野是她能够纠正的。她发现听他说话是值得的，哪怕说的是顶顶普通的事，哪怕是说到一条可怜的狗在穿过街心时，被一个农民疾驶而过的大车压死。这个痛苦的场面引得她丈夫放声大笑，可是于连呢，她看见他蹙紧了两道弯弯的、好看的黑眉毛。宽厚，高尚，仁慈，渐渐地在她看来，似乎仅仅在这个年轻神父的身上存在。她把这些美德在高贵的心灵里所能激起的全部同情，完全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甚至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

如果是在巴黎，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态度可以很快地变得简单起来；但是在巴黎，爱情是小说的产儿。年轻的家庭教师和他腼腆的女主人，在三四本小说里，甚至在吉姆纳斯剧院[5]的台词里，能够找到对他们的处境的说明。小说会给他们勾绘出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提供出他们应该模仿的榜样，而这个榜样，虚荣心迟早会强迫于连去照着做，尽管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也许还会感到厌恶。

如果是在阿韦龙[6]或者比利牛斯[7]的一座小城里，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由于受炎热气候的影响，也会变得具有决定性。在我们这儿的比较阴沉的天空下，一个贫困年轻人，他之所以有野心，仅仅是因为他有一颗高雅的心，需要得到金钱能够提供的那些快乐，他每天见到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贞洁得没有一丝杂念，全副心思都放在孩子们的身上，绝不会到小说里去找行动的榜样。在外省一切都进行得很缓慢，一切都是在逐渐中形成，相比之下要自然得多。

德·雷纳尔夫人想到年轻家庭教师的贫寒，常常感动得流出眼泪。有一天于连正好碰见她在伤心流泪。

“啊！夫人，您遇到什么不幸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请您叫上孩子，咱们去散散步。”

她挽住于连的胳膊，以一种让他感到奇怪的方式紧紧靠在他身边。她称他为我的朋友，这还是第一次。

散步将近结束时，于连注意到她脸红得厉害。她放慢了步子。

“可能有人跟您说过，”她说，眼睛没有看他，“我有一个姑母住在贝藏松，非常有钱，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她经常不断地送给我许多礼物……我的儿子们取得了进步……如此惊人的进步……因此我想请您接受一件小小的礼物，聊表我的感激之情。只不过是几个路易，您可以添几件内衣。不过……”她补充说，脸红得更厉害了，没有再说下去。

“不过什么，夫人？”于连说。

“这件事，”她低着头继续说下去，“就不必让我的丈夫知道了。”

“我出身低微，夫人，但是我并不卑贱，”于连回答，他停住脚步，眼睛里闪耀着怒火，身子挺得笔直；“对这一点您有欠考虑。如果我让自己对德·雷纳尔先生隐瞒任何与我的钱有关的事，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

德·雷纳尔夫人不知所措。

“自从我住到市长先生家里来，”于连继续说下去，“他已经五次付给我三十六个法郎。我随时可以把我的收支账簿给德·雷纳尔先生看，给随便什么人看，甚至给对我怀恨在心的瓦尔诺先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