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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下开关，头顶的荧光灯固执地闪个不停，屋里跟着忽明，忽暗，忽明，忽暗。

“喂，不是吧。”我脱下身上的暖橙色丝绸外套。这是我最爱在秋天穿的一件。从设计师品牌判断，应该算得上是件奢侈品。不过，这是洁米为了贿赂我当救场模特，帮杂志拍摄照片而送我的礼物。她还许诺会给我一把伞当道具，并且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拜托，求你了，求求你了，我需要一个留黑色中长发、腿型瘦长的模特，拍完以后这件外套就可以归你了。”可以说，我短暂模特生涯的回报绝对是值得的。我很珍视这件外套，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令我想起小时候最喜欢的糖槭树，我经常爬到上面去，把那里当作自己的藏身之处。这件外套可以令我回想起在蓝岭山脉的时光，而且是不那么痛苦的部分。

头顶的灯光仍在微微闪烁，戏弄着我。我重新打开开关，开、关、开、关，还是没用。无奈之下，我只好投降，打开摆在办公桌上那盏老旧的鹅颈灯。铸铁灯座锈迹斑斑，嵌在里面的墨水盒也用不了了，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它悬在半空，像无所不知的眼睛，使这里突然多了一份报社的氛围。我想象它弯弯地照在一名记者的头顶，见证着一篇篇新闻报道的诞生，希特勒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展，或者人类在月球上说出的第一个词，又或者是小约翰·肯尼迪向载着父亲的灵柩敬礼的悲伤情景。

“有谁动过我桌上的东西。”

这个念头打断了我从鹅颈灯引申出来的片刻想象。我重新审视了一遍桌上的东西。每天下班之前，我都会把明天要看的三份文件摞在一起，放到桌面中心偏左的位置，可现在，它们却到了桌子的正中央，而我放在上头的那支铅笔也已经滚到了桌面上。

“昨晚有谁来过这里？是罗素吗，也许是……过来这里打扫卫生？”

其他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不对，我突然注意到，还有一处也和昨天不一样。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边沿的折痕被晒成了浅棕色，像是被人放在窗边等候了许久。此时它正躺在我办公桌的角上，稍微有一丁点儿歪。我的信箱里并没有收到上头发来的新资料，门边的柜子也照样还是空的。难道是别人从我门前经过时不小心放在这儿的？会是谁呢？而且为什么要从我这儿经过？这间小办公室不论去哪里都是不顺路的呀。

信封摸起来脆脆的，一侧的封口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揭开，没有回信地址。封口的胶边黏了一层灰，从下面看过去，成了一道参差不齐的褪色印子。蓝色的复写纸与棕色信封比较起来，显得十分鲜亮。我停下动作，欣赏这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现的设计感。

信封里面，放着一小沓边沿已发黄的纸张，不过海蓝色的封面却依然鲜亮，一团钢笔书写留下的墨迹就黏在我大拇指握着的位置上方。

某种奇怪的第六感促使我止住好奇，将书稿留在了信封里。邮戳日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1993年6月7日。

难道这信封竟来自乔治·蔚达的废稿堆？那个谁都不应当触碰的地方？

办公室门外，此时依然一片沉静。我突然觉得毛骨悚然，仿佛正在被谁监视。我把信封放回桌面，到过道确认其他办公室是否有其他人出没的迹象，比如挂在椅背上的外套，一杯新泡的咖啡，或是某个同事换好高跟鞋后被丢在角落里的运动鞋。

一点迹象也没有。

谁会把废稿堆的东西拿来放进我的办公室里？又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是误会？欺负新人？还是有人—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想—打算陷害我？难道我已在不经意之间为自己招来了敌手？又或者说，是哪位同事因为新人加入而感受到了威胁？毕竟，出版业的竞争有时还是挺残酷的……

难不成，这其实是对我的一项考验？想看看我会选择把信封放回原处，还是偷看里面的内容？

我是不会上当的。我还有大把的事情要做，没工夫再给自己平添麻烦。不管怎么说，它属于那间会议室，将它还回去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趁着办公室还没有别人过来。谁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我今后必须小心行事，以防再有意外发生。如果这只是谁开的什么玩笑，那么等到信封悄悄回到原位以后，要被人笑话的就不是我了。

很快，我走出办公室，这个违禁物品就塞在我手中的文件夹里。不巧的是，罗杰正站在转角的咖啡柜前，冲着清晨的第一杯咖啡。

“又来得这么早？”他笑着，举起杯子向我示意，看起来十分友好，“你知道吗，你这样会让我们大家显得很不积极。”

“你不是也在这儿嘛。”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比较随意，可我感觉自己仿佛正抱着一包炸弹，只想赶在爆炸之前早早把它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