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故事（第2/12页）

“下午放学的时候过来看电影吧。”穆成邀请道，“明明也一起来。”

李瞳故作矜持地撇嘴：“什么电影？不好看我们才不来。”

“好看的。《勇敢者的游戏》，美国片，说是惊险的呀。”穆成急切地解释着，“来嘛，我爷爷今晚不值班，值班的崔叔叔——”他一拍胸脯，“是老子的人。”

“你要做谁的老子哦？”李瞳把头一偏，“不喜欢美国片，我爱看香港的。”

其实我和穆成都知道，她不过是拿一下腔调而已，她当然还是会来的。哪怕晚上回家的时候，又会挨外婆那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咒骂。

穆成的爷爷在投降以后，鬼使神差地，又被派来打扫这个他曾经亲手插上白旗的楼房，看着这个灰色的三层建筑物在一阵鞭炮声中变成了“红旗剧场”。卖票和领座的工作，他做了有半个世纪那么长。他是个可怕的爷爷，可怕得足以和我们的外婆相映成趣。我听到过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音量，在入口处的大厅里，雷霆万钧地诅咒着那些逃票入场的坏孩子。他会很多我听不懂的骂人话。我问过外婆那是什么意思，外婆说，别说是我，就算是我的父母都未必能懂得。外婆微笑着说：“阎锡山的老兵嘛，自然会讲些很有年头的龙城话。”转眼间，她又板起了脸：“女孩儿家，打听粗话做什么？作死呢。”

夜晚，我独自躺在我和李瞳两个人的床上，倾听着外婆在屋外不动声色地挪动椅子的声音。说是夜晚，其实九点刚过而已。外婆因为李瞳的晚归，脸色越来越难看。所以她要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乖乖地顺从了。这样就可以安然地置身于风暴之外，甚至怀着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期待即将上演的大戏。

“你又到哪里鬼混去了？”

“和同学看电影。是美国片，英文的。我们英语老师说了，外语就是要多看看外国的电影才学得好。”

“真的？”外婆的语气明显地在缓和，“在哪里看的？”

“在我们英语课代表家，不信，你打电话去问嘛。”李瞳他们班的英语课代表——还真的是穆成。

“男的女的，那个代表？”

“女的。”——你总算是撒了谎，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她也没讲真话。我们毕竟是天然的同盟，所以我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个谎言。她没有说她去了红旗剧场。外婆不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外公死在那里。1967年，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外公像件落满灰尘的旧家具那样，被锁在红旗剧场三楼的库房，等待天亮以后的批斗大会。他趁着看守他的人在打盹儿的时候，从窗口跳了下去。其实那种高度，不是所有人都能摔死，但我们的外公成功了。

有件事我外婆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李瞳的父母——我的姨妈和姨夫，他们恋爱时第一次约会，就是在红旗剧场看电影。外婆提起这件事，就拧着眉毛、咬牙切齿地对着空气骂道：“你自己亲爹的冤魂看着你们俩呢。你走进去的时候不嫌脊背上凉？”

爱情炽烈的温度一定是打败了老灵魂的注视。对姨妈和姨夫来说是如此，对李瞳和穆成也一样。李瞳在黑暗中躺在了我的身边，发丝轻轻扰动着枕头。“《勇敢者的游戏》好不好看？”我羡慕地转过脸。

“他亲了我的嘴。”李瞳答非所问地说。

很多很多年后，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和我的姐姐李瞳终于又像曾经那样，并排睡在一张老式的大床上。寂静中，我们彼此呼吸的声音似乎和童年时并无区别。好像我们只不过是把外婆家里的那张床从龙城平移到了这个名叫“基辅”的城市。

李瞳那时候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她从莫斯科转战到这里，原先也没想过这里的语言跟她好不容易才学会的俄语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距离她离开龙城，已经快要八年。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想护照上第一张签证属于“乌克兰”的人，可能并不那么多。我来看看她。

她的中餐馆生意不错，可是难吃。我站在关公神龛的旁边，静静地看着她把一辆小货车慢慢地停靠在人行道边，然后跳下来，裹紧那件宽大的牛仔外套，招呼着她的伙计们去车上搬箱子——似乎是忘了把手刹拉起来。他们吆五喝六的喧嚣让路边过路的当地人一阵侧目，我的姐姐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她从容地转过身，对着这几个金发的路人嫣然一笑。他们淡漠拘谨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李瞳擅长这个，不分肤色种族和文化，她总有办法让别人拿她不知如何是好。笑容的余波停留在她眼睛里，她只好把它急急地抛给了我。她不再是那个自作聪明的少女，如今，她在风尘仆仆地生活。

隔壁房间的沙发上，睡着她现在的男人。据说他来自中俄边陲的小镇，个子挺高，有混血儿的高鼻梁和深眼窝，但即使如此，也跟帅气扯不上关系。他负责进货、收账、贿赂警察，李瞳在店里监督厨子和服务生们，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之间交谈也并不多，好像已经这样胸有成竹地过完了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