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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咨询会谈增加到每周两次,最初玛丽亚这么提议时,听起来好像过头了,可是我诧异地发现,这样几乎不够。我希望自己不会变成那种缠人的人,老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跟自己的问题,无聊。
我慢慢地习惯谈起自己的童年,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费尽心机避谈这个话题。虽说如此,但每次只要玛莉安的话题出现,我就会回避。每次会谈以前,我都告诉自己,谈论她的时候到了,但真正去面对的时候,我就是办不到。今天,邓波儿医生当然又问起玛莉安了,当我摇头拒绝的时候,她提议我把童年想成两个分开的阶段:火灾前、火灾后,这样也许能帮我谈谈玛莉安这个话题。对,我说,可能有帮助,可是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在火灾前,你最快乐的回忆是什么?”她说。我努力思考,几分钟转眼过去了。
“我记得零星的时刻,都是片断记忆,可是我想不起完整的事情。”我说,“不,等等,有次野餐、在学校,一定是学期末之类的,我们都在外头,在阳光底下。”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讲,这份回忆没有多少细节。
“你想,让你觉得那天那么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她柔声说。
“我觉得……安全,我知道玛莉安也很安全。”我说。
对了,那就是了,玛莉安——不必想得太用力——没错,那天,她幼儿园的班级也在那里,我们都打包了午餐,有芝士三明治及苹果。阳光、野餐。我和玛莉安放学后一起走路回家,向来如此,我们尽可能放慢脚步走,和对方聊聊当天过得怎样。回家的路程所花时间并不久,从来都不够久。她很滑稽,是个模仿高手。想到她以前常逗我笑,我就心痛。
学校一直是我们的避难所,老师会问你身上的割伤和瘀青是怎么来的,然后送你到医护室处理。那个傻乎乎的护士会轻轻地梳理你的头发,如此轻柔,说因为你是个好乖的女孩,可以把发圈留着。还有学校营养午餐。我在学校可以放松,知道玛莉安在幼儿园里,安全温暖。那些小朋友有专属的挂钩,可以挂自己的外套。她很喜欢那里。
那场野餐不久之后,妈妈发现老师罗斯太太一直问起我的瘀伤。从那之后,我们就整天在家自学,每天都是,从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再也逃不开。状况越来越糟、越来越快、越来越热,然后火灾。一如既往,都是我自己招惹来的,谁叫我犯下愚蠢的错误,笨蛋艾莉诺,最糟糕的是我把玛莉安一起拖下水了。她什么都没做错,她没做错任何事情。
邓波儿医生将面纸推到我面前,我拭去脸颊上的泪水。
“你讲起日常生活时,还蛮常提到玛莉安的。”她柔声说。
我准备要大声说出口了。“她是我妹妹。”我说。
我们端坐片刻,我让那些字具体成形。她在那里,玛莉安,我的小妹妹,我遗失的一角,我缺席的朋友。现在泪水频频淌下我的脸颊,玛丽亚任由我抽泣,直到我准备开口为止。
“我不想讲她的遭遇。”我说,“我还没准备好!”
玛丽亚·邓波儿非常平静:“不要担心,艾莉诺。我们一次只走一步。你能认定玛莉安是你妹妹,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早晚会谈到其他事情的。”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现在就谈,可是我没办法。”我说,很气自己。
“当然了,艾莉诺。”她镇定地说,然后顿了一下,“你觉得,那是因为你不记得玛莉安发生什么事,还是因为你不愿意回想?”她的声音很轻柔。
“是我不想去回忆。”我缓缓地说,声音很轻。我把手肘靠在膝盖上,双手抱头。
“对自己温柔一点,艾莉诺。”玛丽亚说,“你表现得非常好。”
我差点失笑,我根本不觉得自己哪里表现好了。
火灾前及火灾后。在熊熊火焰里,有个最重要的东西遗失了:玛莉安。
“我该怎么办?”我突然说,急着往前走、急着要变好、急着要活着,“我要怎么修补这件事?我要怎么修补自己?”
邓波儿医生放下笔,坚定但温柔地说:“你已经在做这件事了,艾莉诺。你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勇敢坚强,继续努力吧。”
接着她对我露出笑容,整张脸皱成了温暖的线条。我再次垂下脑袋,急着想隐藏燃起的情绪。我喉咙堵堵的,接着是更多泪水的刺痛感、翻涌而来的暖意。我在这里很安全,我不久就会谈谈我妹妹,不管有多么艰难。
“那么,下星期见喽?”我说。当我抬起头时,她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那天稍晚,我和格兰一起看电视猜谜秀,那些对统计学(明确来说,是概率理论)理解有严重瑕疵的人,选择标有号码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着一张支票,轮流打开,希望可以找出六位数的金额。他们把自己的生日,或是自己在意的人的生日、住家地址的编号,或是最糟糕的是,把自己对某个特定整数的“好感”等等因素当成依据,这很疯狂且毫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