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摭谈 （第4/5页）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过激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与世俗理想的过激行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与粗暴，以及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是服务于上帝的目的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静无为和自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对各种神话有所偏爱。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率地使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毁灭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而热衷于夸奖他们。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与艺术面前，虔诚者总是那么很有把握，潇洒自如，而在教育与知识面前他却不知所措，难以适从。一会儿将后两者视为废物而不能公正对待，一会儿对它们又迷信般地过高估计。举一个撞到一起的极端例子：比如一个虔诚者将自己置身于一台理性机器中，他在一场他不愿意参与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审判或战争中死亡——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总是有责任的。理性者要负的责任是因为有死罪、有监狱、有战争、有大炮的存在。而虔诚者并没有在对消除这一切有何作为。在世界史中有关虔诚者被理性者杀害的例子没有比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更形象、更象征性的了：对两者的审判都呈现了一种恐怖的双义性特征。难道雅典人，难道彼拉多[2] 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获得释放吗？难道苏格拉底，难道耶稣除了以一种英雄式的受害残酷性使敌人背负错判之责并以死来战胜他们之外，就不能以较轻微的消耗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吗？肯定能。但悲剧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并非事故，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冲撞。

在以上的分类中，我处处把“虔诚者”与“理性者”对立起来，但希望读者自始至终能明白对这两种称呼的纯粹的心理学含义。当然从表现上看来，以往经常携刀带剑的是“虔诚者” 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然而，对我来说，虔诚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不一定是乐于思考的人。当西班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把一个“无神论者”送上火场时，审判者是理性者、组织者、强者，其牺牲者则是虔诚者。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的分类模式有点极端，我完全无意认为，虔诚者一定没有奋斗精神，理性者肯定与天才无缘。在两个阵营里都成长着天才，焕发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应该是一个吧）这些“理性者”我都视为天才。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虔诚者和反暴力者毕竟为了“追求实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我觉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他虽然代表他类型中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但同时对对立极又有一种隐蔽的[2]渴望，对他的对立类型在心中怀有一种无言的尊重。纯粹沉湎于数字的人绝不是天才之料，纯粹沉湎于灵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摆来摆去，他们受控于两种根本相互对立，却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辅相成的天赋；虔诚的数学家（如帕斯卡尔）就是这类众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诚与理性的天才能相互了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爱慕对方，一个被另一个吸引着，那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体验一向也就是理性与敬畏的和解，即把两大对立面视为对等存在的认识。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