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彼得

（1959年）

3月28日是彼得·苏尔坎普的生日。他是在法兰克福一家医院里过的生日，当时他已病入膏肓。我送了他一首我的新诗《早晨的时刻》，还配了水彩画。他把它拿给来探望他的朋友们看，也和大家一起喝了口香槟。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31日的早晨，他与世长辞。我失去了一位最忠贞的朋友，一位我最离不开的朋友。

朋友过世之后我们才觉察到，我们爱他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以什么特别的色彩去爱他的。而爱的程度和色彩有许多种。多数情况下，爱和认识几乎相同，我们最爱的人，我们认识他也最深。我们在失去朋友时的悲痛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那和我们自己当时的状况大有关系。在某段时间，某些日子、时刻里，我们对于逝去、对于萎谢和死亡的法则能够泰然处之，这时我们接受死亡的消息就像树木在秋天里被风吹了一口气一样，它微微地战栗着，轻轻叹一口气，让一把枯叶随风飘去，自己则陷入梦一般的寂静中；别的时候，同一死亡的消息会使我们像被火烧、被斧砍那么痛。突然而来的死亡消息和我们担心着将发生的、在想像中演习过的死亡又大不相同。我亲爱的朋友彼得的死讯就是这后一种。多少年来，他最亲近的人都知道他在受病痛的折磨，情况危险，经常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尽管在活泼激动的讨论中，他看似生龙活虎，可是如果我们见到他谈话结束后的样子，看见他高高的身影向前弯着，在房子前面举步维艰地走着，两臂无力地垂下，面无表情，眼光无神看着周围的景色，或者看见他和大家谈得很兴奋的时候，忽然大咳起来，那种我们大家都害怕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咳声吓人的咳嗽，他可爱的脸会变得通红，整个变形，见到他缓慢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去，摇手叫别人别在意时，我们就知道情况到底如何了，每次告别，我们都害怕这将是最后一次。就这样，我对彼得辞世的消息既不觉得突然也不感到惊骇。没有揪心的痛苦，痛苦给自己留了时间，它要慢慢来，即使是现在，它也仍然没有结束。不过，在我心中彼得的形象很快就有了转变，变得巩固、清晰，这样的形象只属于那些对我们十分宝贵、十分重要的有完满人生的人，事实上只属于那些死亡使得他们在我们记忆中，在我们内心的画像厅里变为完满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些人，他们死之后我们感觉不到他们是完满的，也不会说他们的人生是完满的。我的朋友多少年以来一直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上，好些时候已经走得那么远，远到我们对他的爱只有死者才能得到。多少次他又回来了，走出注定必死者的尊严回到日常的工作中来，走出克服了死亡者的优越回到眼下的气氛，委身于偶然。可是现在他不能够再次回来了，我看见，也感觉到，长期以来对我而言彼得属于那种完满的、超越现实的人（我不想用“戴着光环的人”这样的词语），而不属于和我在同一层次上活着的人。我有这种感觉，部分由于我知道他曾经受过极大的考验，在德国最黑暗的时代被判了死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死亡，也由于我深知他病情严重。

虽然每次告别之时，我们都会彼此注视对方，无言地问：“我们还有再相见的时候吗？”还有，“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呢？”不过，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比我更加接近死亡。他比我年岁小，看起来像孩子，显得过分年轻，而他却比我成熟、老到。他勇敢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险境，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交替着决定他的生活，而被动的、沮丧的那种占了上风。他有时充满活力，全心投入创造性的、有教育意义的工作，有时则渴望逃离世事，渴望宁静和隐蔽的生活。

战时彼得·苏尔坎普被关进过监牢、集中营，他在德国将近投降时，在混乱中出于偶然逃脱了厄运。自那之后，他那自“一战”以来本已岌岌可危的健康状态便整个垮了，心脏病严重，肺部也有毛病。虽然这样，他这些年来不仅是困苦地，而且还是紧张地、高强度地生活着，他的工作成就斐然，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继承了古老农民坚韧性格的遗风。当个人精力实际上已经耗尽时，这种坚韧的传承支撑着摇摇欲坠的人，使他能承受常人难以胜任的工作重担。

终他一生，这种得自传承的韧性、与大地的亲近、秩序井然和忍让的力量不断地和他个人的性情和性格发生冲突，他不得不全力冲出父辈农民的遗传，避不回家乡，时常更换工作，他做过教师、士兵、军官、编剧、编辑、出版人和作家，独自一人征服世界。一旦回到家乡父亲的农舍，他就成了陌生人，没有人理解他，这在他那篇可做范文的散文中有十分贴切的描写。但是当他面对激动的青年作家、神经紧张的生意人、导演或演员的时候，他从容不迫带有家乡口音的话便能起到令人安静的作用，在特别好的时刻，可以从他口中听出他父辈农民智慧的耐心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