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彼得（第2/3页）

最近几年，工作压力太大，他读书和写作的爱好受到不少限制，几乎就被窒息了。不过他对教育和戏剧的激情却始终十分活跃。对于舞台、对于将文学转化为可看可听的戏剧的炽热兴趣，与他热衷于教育和出版事业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将美送到人间。

我们禀性相近，对世事看法一致，这是构成我们友谊的基础。我们都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和固执，对独立性有强烈的要求，我们都从先人那里继承了严格讲求秩序和道德的习惯，即使在我们追求自由冲出约束之后，这种习惯仍然悄悄地却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和每一种友谊一样，在我们的友谊里，除了共同点，还有相异处，正是这些相异之处每每触发我们对对方的兴趣和爱心。我们有不同的特性、爱好和习惯，彼此总想借此相互批评，彼此也正因此而互相吸引或感动。然而我们总是互相尊敬，彼此的批评总是友善而不过分。我们相识时，我是年长的一个，比他多走过一段路，他从小就读过我的书，战后，在他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当他徘徊于放弃和重新开始之间时，我是他最有力的支持。在我这方面，不但尊敬他是极富天赋的出版家和作家，更加尊敬他是受难者、是英雄，他比我以及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经历过更多可怕和敌意很深的事。

我的朋友彼得是众人爱戴的人，他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使在无意间，魅力也照样散发。即使他情绪极差，我们恨不得责备他时，仍然不得不爱他。我特别喜欢他在我书房或阳台上工作的样子，纸张和印刷物，墨水笔和铅笔，一切都有条不紊放在桌上，他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工作，像个希罗尼摩斯。这样的情景如果能够重现，那该有多好。

彼得去世后，我收到许多慰问信，来自朋友、同行、读者，其中最好的一封是鲁道夫·施罗德写的。我也收到许多报纸刊登的纪念文章，每一篇都充满赞语，称赞他是出色的出版家，是恐怖时代的受难者和斗争者。但是太少谈到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成就，人们对此简直就是毫无所知！他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我们这些作者和朋友，曾在他六十岁和六十五岁生日时分两次为他出版了《选集》，印刷精美，是非常好的礼物。但这两个集子是非卖品，印数也少，所以有些人没有见过。

幸好他听从我们的劝说，选出几篇最好最有文学性的作品在1957年结集出版了。当时我曾把那本可爱的小书送给好些人。那本书叫《孟德罗》，书名取自1944年底彼得作为政治犯被拘留期间开始写的一本小说，没有写完，只是断篇，但这讲述青年乡村教师彼得的一百页作品，比一些当代的名著和一些先锋派作品更优秀。这本珍贵的书还收了几篇散文，我认为那是经典性的散文，是应该收入教科书的，特别是《访客》和《苹果园》。我们这时代里没有人能写出比这更好的文章了。

当一个人的主要活动皆见诸公众时，要接近事实地总结他一生的成就并不难。而他所受的痛苦折磨则非常隐蔽，只有关爱的心能猜测感觉到几分。越大越深的痛苦他讲得越少。他以玩笑而超越的口气对亲近的朋友讲过一些事，比如他非常喜欢的柏林漂亮的家如何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还有他从集中营里逃出后漂流了多久才得以回来，这些是他经受过也已克服了的、不再为之用心的事。在希特勒地狱里的遭遇他怕提，也罕得一提，我们只能以爱他、与他一起受难的心情去想像。而他最后几年健康情况之糟是有目共睹的。

这还不够。备受爱戴又颇知保护自己权威的他，自“二战”起，多少年来一直过着没有舒适家庭、没有人照顾的日子，过着一种并非完全志愿的苦修生活，他生活在非常倔强的孤独中。这孤独和失落、这外在的归属感缺失与一内在的归属感缺失相呼应，有关此，我们只有在少数几次非常私人性的谈话中碰擦到一点。他经历过德国可怕的历史，夸夸其谈者口中的“伟大时代”、战争、战败、革命、野蛮行为、破坏，最后是重建，美军占领区里大家努力建设，颇有成果，他也参与建设，参与玩魔术，也颇有成果。然而，对这庙会里的勤劳、健忘、追逐名和利的作风，他蓝色的悲伤的眼睛一天比一天看得透，他早已不信他生活于其中的内在的真和世界的真了，他在这世上感觉不到温暖，觉得不舒服。这个如此热爱生命的人，这个为享受生命而生的人，最后或许更愿意死，死亡使他离开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