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10/13页）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论自由，结社合法，人权平等等等画饼。

结果当共军进城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社会是等级森严，言路闭塞，个人崇拜，物权归公，民权剥夺——这难道就是几代人抛家舍业流血牺牲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吗？难道储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预言的——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这一谶语就这样轻易兑现了？

这样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心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经过整风洗礼之后，多数坚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则基本阉割，即使残存，也不敢再斗胆放言了。于是大伯看见的他那些敢跟国民党叫板的先锋斗士，在新中国都变成了胆小谨慎唯唯诺诺的佞臣。更何况革命成功的盛宴还在开办，只要恭顺，多少也能参与分赃；于是明眼人也会明哲保身，转眼就能世故起来。

但是那些在白区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党员，对他们而言，胜利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沉浸在要实现民主社会的梦想之中。因此，当突然看见新社会的格局，远不是自己当初的想象之时，他们多数开始深深的困惑了。他们在等待时机，在酝酿思想，他们终将要发言。

更过瘾的是苏区来的共产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们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要还敢置疑枪杆子应该坐享胜利果实，那就只好继续用枪杆子对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终于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过“组织”的人，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其它更多的反动话，想说，但还是忍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