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注定快要死的人

那天下午我在埃兹拉的工作室遇见欧内斯特·沃尔什〔1〕，他偕同两个穿着水貂皮长大衣的姑娘，外面街上停着一辆从克拉里奇旅馆租来的闪闪发亮的车身很长的汽车，有一名穿着制服的司机。两个姑娘都是金发女郎，她们和沃尔什同船渡海而来。轮船在上一天抵达，沃尔什领了她们一起来看望埃兹拉。

欧内斯特·沃尔什长得黑黑的，热切而认真，无瑕可击的爱尔兰人气质，富有诗人风度，但是像一部电影里一个注定快要死的人物一样清楚地显出快要死去的神色。他正跟埃兹拉谈着，而我和两个姑娘谈，她们问我是否读过沃尔什先生的诗。我说没有，其中一个姑娘便拿出一本绿色封面的哈丽特·蒙罗创办的《诗刊》，把上面发表的沃尔什的诗给我看。

“他每一篇可得一千二百元，”她说。

“是每一首诗，”另一个姑娘说。

我记得当时我每一页稿子可拿到十二元，从同一份杂志，如果我投稿给他们的话。“他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我说。

“比埃迪·格斯特〔2〕所得的还多，”第一个姑娘告诉我。

“比另一个叫什么来着的诗人还多。你是知道的。”

“吉卜林〔3〕，”她的朋友说。

“比任何人得的都多，”第一个姑娘说。

“你们准备在巴黎待很久吗？”我问她们。

“啊，不。实在不会久待。我们是跟一批朋友一起来的。”

“你知道，我们是乘这条船来的。船上其实一个名人也没有。当然，沃尔什先生在这条船上。”

“他打牌吗？”我问。

她用失望的但是理解的眼光〔4〕看着我。

“不。他用不着打牌。他能用那样的方法写诗，就用不着。”

“你们回去准备乘什么船？”

“唔，那得看情况怎样来决定。要看是什么船，还得看其他许多情况才能决定。你准备回去吗？”

“不。我在这里混得还不错。”

“这一带多少是个穷区，是吧？”

“是的。不过还不错。我在咖啡馆里写作，还出去看赛马。”

“你可以穿了这样的衣服出去看赛马〔5〕吗？”

“不。这是我泡咖啡馆的打扮。”

“这倒很逗，”其中一个姑娘说。“我很想观光一下咖啡馆生活。你想吗，亲爱的？”

“我想，”另一个姑娘说。我在通讯簿上留下了她们的姓名，答应去克拉里奇旅馆看望她们。她们都是好姑娘，我向她们和沃尔什还有埃兹拉道了别。这时沃尔什还在和埃兹拉热烈地交谈着。

“别忘了，”那个身材较高的姑娘说。

“我哪能忘了？”我对她说，和她们两人又握了握手。

此后我从埃兹拉那里听到沃尔什的消息是，他在几位仰慕诗歌和那些注定就要死的年轻诗人的夫人帮助之下，从克拉里奇旅馆的困境中脱身出来，再有一件事则是在这事过后不久，他从另一个来源获得了资助，作为编辑之一，在这个地区着手跟人合办一份新杂志。

此时，《日晷》，一份由斯科菲尔德·塞耶编辑的美国文学杂志，颁发一项年度奖金，我记得是一千元吧，以奖励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杰出成就的撰稿人。这笔奖金对那时任何一个正直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笔大数目，且不说由此带来的声望了，而这项奖金曾颁发给各种不同的人，自然都是当之无愧的。当时在欧洲，两个人一天花五块钱就能生活得很舒适美好，而且还能出外旅行。

这份季刊，沃尔什是编辑之一，据说在出齐第一年的四期时，将以一笔十分可观的奖金授予被评为最佳作品的撰稿人。

这个消息是流言蜚语还是谣言，还是一个个人信心的问题，那就没法说了。让我们希望并始终相信这事在各方面都完全是正大光明的吧。对于和沃尔什合作的那位编辑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非议或归罪之处。

我听到这个谣传的奖金之后不久，沃尔什有一天邀我上圣米歇尔林荫大道那一带一家最好也最昂贵的餐馆去吃午饭，吃过牡蛎之后——那是昂贵的扁形的微微带点紫铜色的马朗牡蛎〔6〕，不是那种常见的廉价的肥厚的葡萄牙牡蛎，加上一瓶微熏干白葡萄酒，他小心翼翼地谈起了这个问题。他看来是在哄骗我，就像他曾哄骗那两个同船的同党那样——当然啦，如果她们真是他的同党而他是哄骗了她们的话——当他问我是否想再来一打扁牡蛎，他是这样叫它们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吃这种牡蛎。他不再费心向我流露出那副即将死去的神色，这使我感到宽慰。他知道我知道他患有肺痨，不是你用来哄骗别人的那种，而是你将因此而死去的那种，而且病已是那么严重，他不用费心非得咳嗽不可了，我为他没有在餐桌上咳嗽而内心感激。我不知道他是否像堪萨斯城的妓女们那样吃这种扁牡蛎，她们是注定即将死去的人，简直一身是病，因此老是巴望吞咽精液，以为那是对付肺痨的头等特效药；但是我没有问他。我开始吃第二打扁牡蛎，把它们从银盘上铺着的碎冰块中捡出来，在它们上面挤上柠檬汁，注意观看它们那柔嫩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棕色蚌唇起了反应，蜷缩起来，把粘附在贝壳上的肌肉扯开，把蚌肉叉起，送到嘴里小心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