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不与他人共享（第2/3页）

他总是试图写作。每一天他都试图动笔但都失败了。他把失败归咎于巴黎，这其实是组织得最适宜于一个作家在其中进行写作的地方，可是他总以为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跟姗尔达能重新在一起愉快地生活。他想到了里维埃拉〔2〕，当时那里还没有完全兴建，有的是可爱的连绵的蓝海和沙滩，一片片松林，还有埃斯特雷尔地区的山脉一直伸入大海。他记得里维埃拉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他和姗尔达第一次发现它时，还没有人在夏天去那里避暑呢。

司各特同我谈起里维埃拉，说我的妻子和我在下一个夏天该上那里去，说我们怎样去到那里，他会给我们找个价钱不贵的住处，我们俩就能每天努力写作，游泳，躺在沙滩上，把身子晒黑，午餐之前只喝一杯开胃酒，晚餐之前也只喝一杯。姗尔达会在那里感到快活，他说。她喜爱游水，是个出色的潜泳者，她对那种生活感到快活，因此会要他进行写作，而一切都会安排得有条不紊。他和姗尔达和他们的女儿那年夏天就准备上那儿去。

我竭力劝他尽自己所能写好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不要搞什么花招去迎合任何一种俗套，因为他向我解释过他这样干过。

“你已经写出了一部好小说，”我对他说。“你不该写糟粕。”

“那部小说销路不好，”他说。“我必须写短篇小说，而且必须是能畅销的短篇小说。”

“尽你的能力写出最好的短篇小说来，尽你的能力直截了当地写。”

“我准备这样写，”他说。

但是就事情发展的趋势而言，他能写出点东西来就算万幸了。姗尔达对那些追求她的人并不表示鼓励，她跟他们毫不相干，她说。可是这事使她觉得有趣，这就使司各特妒忌起来，就只得陪她一起去那些地方。这损害了他的写作，而她最妒忌的正是他的写作。

整个暮春和初夏司各特为写作而作着斗争，但是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写一点。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心情愉快，有时更是极端的愉快，他开着令人解颐的玩笑，是个很好的伙伴。在他日子非常不好过的时候，我听他谈到那些事情，竭力让他明白，正如他是为写作而生的，只要他自己能坚持不懈，就能写出作品来，而只有死亡才是无法挽回的。这时他就拿自己打趣，而只要他能这样做，我相信他会平安无事的。通过了这一切期待和努力，他写出了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阔少爷》，我坚信他能写得比这更好，后来果然做到了。

那年夏天我们在西班牙，我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九月回到巴黎后完稿。司各特和姗尔达一直待在昂蒂布角〔3〕，那年秋天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大大变了样。他在里维埃拉没有做到使自己清醒起来，而如今每天夜晚和白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对他来说，有没有人在写作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而且无论在白天或是夜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喝醉了，就会到乡村圣母院路113号〔4〕去。他开始以非常粗鲁的态度对待地位比他低的人或者任何他认为比他低的人。

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从锯木厂的院门走进来——那天是那个英国保姆的休假日，司各特在照料这孩子——走到楼梯口，她说她要上洗澡间去。司各特动手给她脱衣服，那房东住在我们下面一层楼，这时走了进来，说，“先生，在您前面楼梯的左边就有一个盥洗室。”

“着啊，如果你不多加小心，我会把你的脑袋也塞进马桶里去，”司各特对他说。

那年整个秋天他都显得非常难于相处，但是当他没有喝醉的时候，他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难得看到他神志清醒，但只要他没有喝醉，他就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还是喜欢开玩笑，有时候还是拿自己开玩笑。然而一旦喝醉了，他就常常会跑来找我，醉醺醺的，几乎跟姗尔达干扰他的工作时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一样，以干扰我的工作为乐。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但是同样有好多年，我没有比清醒时的司各特更忠诚的朋友。

1925年秋季，他因为我不愿把《太阳照常升起》第一稿的手稿给他看而着恼。我向他解释，我还没有把它通读一遍并进行修改以前，这初稿算不上什么，再说我不想跟任何人讨论这部初稿，也不想事先给任何人看。只等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施伦斯一下雪，我们便上那儿去。

我是在那儿修改原稿的前半部，而在翌年一月完稿的，我记得。我把稿子带到纽约，给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过了目，然后回到施伦斯完成全书的修改。司各特直到四月底全部经过修改和删削的原稿送往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后才见到这部小说。我记得曾以此与司各特开过玩笑，而他像每干成一件事后那样总要心烦并且急于插手帮助。但我在修改期间不想要他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