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第3/3页）

将近一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目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格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颇获得与会者的赞同。在发言中，我讲到，建国以后，绝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学国外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都是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思想改造”，认真严肃地参加造神运动。我的两位极可尊敬的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大师，也参加到这个庞大的造神队伍中来。他们决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是一片赤诚。要说一点原因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他们在旧社会呆过，在国外呆过，在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受到外人的歧视，心中充满了郁懑之气，一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我在政治方面是后知后觉，我也着了迷似的参加造神活动，甚至失掉了最起码的常识。人家说，一亩地能产五十万斤粮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脚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来表达忠诚。结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点丢掉了小命。然而，在南方的陈寅恪先生却依然爱国不辍，头脑清醒，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两位老师是真诚的，其他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真诚的。可是这两个“真诚”之间不有天地悬殊的差异吗？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由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国历史上，大知识分子着了迷，干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现在还想不起来。

我主要论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似乎有点离了题，可是我认为，并没有离。一个学者的基本人生态度怎么能够同他的学术思想截然分开呢？以陈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为切入口来求索他的学术思想，必能有新的收获。但是，这个工作我不做了，请其他有志有识之士去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