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老谭（第2/4页）

原来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恋，被老师训诫和同学嘲讽，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状元的他，坚决弃学，眼看高考在即，二老束手无策。等到我在北京安营扎寨了，老谭电话求我，说孩子休学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读之后又被网络迷途，坚决要求退学。他准备带孩子到北大校医那儿去治疗，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将他父子迎来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疗，我则请老谭帮忙看稿编辑，顺便开支一份工资以便聊补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谭，工资几百元，老妻亦衰朽残年，依旧还在寒冷的菜市守着那些坛坛罐罐。老话说，落叶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们一家的捉襟见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们，杯水车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尽释寒门的重负？

我很多时候，只能说，他的苦难要么是命中注定，要么就是时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时代即被改写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样限定了他的后来。

四

很多时候，我想不清楚究竟该怎样来给老谭定位。几乎每一个县市小镇，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于老谭的人存在。他们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于故纸堆读写并传承着民间的道统。他们平生寒苦，不逐蜗名微利；白眼朝天，万事鸡虫，看穿了浮世的浅薄与功利，只是低调，仿佛卑微，而实则睥睨冠盖地活着。他们在漏雨深巷中坚守古礼，寒泉淡食甘之如饴，在世界的槛外、微醺的樽边独自冷笑，抑或歌哭……这就是贯穿千古中国的遗民。

老谭出生于1935年，3岁之时，抗日的武汉会战开始，省府败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乱世，正由每一个国民分担。他们家并非巴人之后，他的始祖是蒙古军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镇守南蛮。元朝覆灭之后，分驻僻野的蒙兵无法北归草原，只好在明初落业当地，他们祖上则归为谭峒安抚司所辖，因此改巴人姓氏为谭。

其后明清两朝，列祖有的当过总兵、知县，封过侯爷，但多数都是平民，于历史上无足轻重。老谭的父亲在光绪新政时，曾出任县衙吏员、警员，后辞职，在家和吏员叶松甫父女、仵作杨志清一起，悉心研习扬琴。其父是利川扬琴曲的首创人员之一，琴书自乐到民国，家道败落，但他却和秀才黄成绪一起创作了大量“扬琴曲子”（剧本）。可惜，这些剧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乡间的乐者，自古都是师旷一辈人物的精神传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经济，以身入衙门为耻。老谭的家训是“人生莫当官，当官必作冤。孝义要牢记，读书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绩名列前茅，却因体检而落第；而他的同学，则不乏清华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报刊发表组诗，在当日的山中，可谓才俊风流。但是，未能上大学的他，则只好到硫黄厂打工。也许因为粗通化学，在养病中又被聘请到工艺厂研制肥皂。

也许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声气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爱读书议事的世家子弟。这几位因为家庭在土改中被毁，难免对新政颇多腹诽，有的甚至在当年参与过暴动和抵抗。当时光推进到1958年之时，整个国家已经在土改、清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等系列运动中，基本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分子，而山城利川还在“反右”。专政机关根据线报，很快便锁定了这些世家子弟（多是教书人），以及他们身边的老谭，是潜在的可能之敌。

于是，各种秘密侦查的方式开始运作，线民被派到老谭身边钓鱼。他们故意来宣说一些近乎反动的话，勾引这位年轻的乡村知识青年出笼。1957年，大饥荒渐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读书人，岂能真无怨言。他们跟着人家的言路，却落下了自己的话柄。23岁的老谭，完全无意地掉进了“反革命集团”案的陷阱。

五

四五个文学青年的所谓谋逆大案，完全凭空构陷。这种所谓侦破，仅为贪冒功赏而不顾草菅人命。即便三木之下，依旧无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为，他们这些民国过来的遗少，即便对新政颇有微词，但确实不敢策划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说所谓的“现行反革命”行动了。尤其是老谭，原本对新社会不乏感恩，家族也素无仇隙，所谓意见，也仅限于对某些干部的少许批评而已。

他们在利川的看守所脚镣手铐，一关就是三年。脚镣磨烂踝骨，脓血粘连钢铁，至今腿上犹有伤痕。最后酷刑之下，人人皆怀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指控。但毕竟确不存在的阴谋和未经商量的供述，是难以完全落实判决的，他们就这样生不如死地渴望着早日走向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