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老谭（第3/4页）

终于，其中一个嫌犯牟宪文熬不住这种漫长的考验，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掘洞越狱，但是很快被追捕回来。在那个年代，敢这样公然越狱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犯人，岂能不是反革命分子！于是，原本难以定案的老谭一伙，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谳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罪。于是，毫无罪行的老谭，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时，老谭戴着手铐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烂藤椅上，看他写的歌颂新社会的文稿。突然面对儿子绑缚回家，老人如五雷轰顶几乎当场气绝。当时的老谭远未想到此别竟是永别，还笑着安慰父母，会很快还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读的书挑了几担，一并没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医，几代的书香门第，初初踏入新社会，竟然就此打入了“反属”的另册。

之后，他们被发配到宜昌劳改。在他入狱五年之后，其父在耻辱和悲愤之中悄然长逝。他不知道家里的消息，更不可能千里奔丧。再之后，他们被流放到更远的汉阳，他将在那个著名的劳改砖瓦厂，和泥拉坯耗尽他的整个青春年华。

六

晴川历历汉阳树，多少冤骨寻无处？

我是熟知当年汉阳劳改砖瓦厂的严酷的——和泥拉坯要的还只是力气，真正要命的是出砖之日，为了抢速度提高产量，砖窑刚刚撤火不待完全冷却，就要犯人排队进去取砖。武汉的夏日已如火炉，犯人往往要将破烂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冲进去抱着火热的砖跑出来。只需几趟下来，那湿透的被子就被烘干。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监狱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识分子，前朝遗留的老弱病残。要这样一些人从事这种强体力劳动，无异于变相处死。所幸老谭虽也戴着眼镜，却是山中平民之家出来的壮汉。那时年当而立，尚能勉强求生。在整个中国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他说幸好监狱还能填饱粗粮。

二十年是怎样的概念？未经炼狱的人，怎知这一时间的真正长度？老谭像多数政治犯的传统一样——坚持“服法不认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狱，就必须遵守监规队纪；但对于强加的罪名，绝不自我承认。在那个申诉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么冤屈，往往也只能隐忍。监狱还有一个恶法就是——凡是上诉或不认罪的囚徒，一律不给减刑。

犯人每月有两三元的生活费，用来买牙膏卫生纸等必需品。老谭念及父母的孤贫，竟然还能一年节约出十元，托干警寄给远在深山的双亲。父母没有回信，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更没有亲友千里相寻前来探亲。就这样，二十年，他始终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终于熬到了1978年，那时已经打倒“四人帮”两年，老谭也终于熬到了刑满。劳改队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一般就动员刑满留场就业。老谭坚决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个月之后，拿着监狱发的那点儿路费，挑着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汉口码头。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边上劳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城市的模样。

正好是深秋，1978年的第一场大雪，落满了老谭的发间，掩饰着他那早早降临的满头星霜。买舟西归，溯流而上，五天后抵达万州，再乘车奔赴久违的利川。二十年，儿童相见不相识，他摸索着找回深巷中破败的老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山中早已谣传他瘐死狱中。

他轻轻地踏进家门，发现陋室空堂，只有80多岁的老母正在灶屋的竹子楼上拣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动摔下来。他在楼下站了半小时，流了半小时的泪，才看到老母亲一手抱着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着单楼梯，一喘一哼地从楼上抖抖索索地下来。他大喊一声妈妈，老母已经失聪，完全未曾察觉儿子的归来。他上前跪倒尘埃，抱着母亲的脚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见鬼般惊觉有人；开始是呆痴地望着他，毫无表情；后来，忽然一下就倒在地上晕死过去，撒了一地的洋芋，仿佛满地乱滚的大颗泪珠……

七

43岁的老谭出狱后，他哥哥接纳了他死而复活似的归来。他哥亲手用木板在灶屋一角为他钉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房间，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来的两条高矮各异的板凳搭铺，便算有了一间自己的蜗居。

家里寒苦，一个老人四个侄子，全靠哥哥一个人工作，嫂子做零工周济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电力公司，临时需要给电线杆刷油漆号码；老谭在监狱学过漆工，正好一个人背着油漆、刷子、雕版、板凳等，追随着电线的方向乞食。电线杆多在岩上田里，翻山越岭，上坡下坎，风餐露宿，一干就是两月，总算挣到了第一笔活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