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漂移与稳定

今天在这里发言，有个限定的题目内容，就是“漂移的城市与文学的进展”。关于漂移，我想对北岛来说比较贴切，他这大半生走过世界上太多的城市，似乎每年、每月都在漂移之中。从而，他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漂移的城市，而且拥有了我们难以体会的漂移的内心。而我，和他恰恰相反，不是漂移，而是太过稳定。

我从小就渴望过一种云游天地那样的“漂移”生活，看安徒生童话时，渴望漂移到丹麦的王宫里走一走，在欧洲的王宫里住一些日子，像我儿时走亲戚一样。看《西游记》时，渴望如孙悟空一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到天宫中走走转转，顺手牵羊地，从玉帝的桌上拿走一个蟠桃、两块玉器。想尝一尝玉帝吃的桃子，到底和我们的农家毛桃，在味道上有什么不同。也许，果真吃了那蟠桃，就会长生不老，亦未可知。我曾经想，从天宫顺手拿来的一件玉器，哪怕是玉帝宫殿里最不值钱的一件，如扫桌子、扫床的刷子的玉把儿，或者蜡烛台灯的玉座儿，随便哪一样，卖掉就一定够我们全家吃穿不愁一辈子。就可以让我、我的父母和姐姐哥哥，再也不用下地劳动，不用整日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无休无止，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因此，我梦想漂移，梦想挪动，梦想到大的、现代化的城市里去。于是，我开始写作，开始把逃离土地当做我的人生目标。然而，在我写了30年的时候，在我差不多要5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最终逃离土地。我的写作还离不开乡村和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我还没有到过丹麦的王宫，也没有到过《西游记》中给我们描绘的那座开阔无比，又到处充满着宝器和玉光的天宫。现在，我不仅年龄已是50岁的中年，而且，身体不是太好，父亲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也已70多岁，身体也不像城里人那样健健康康，70岁、80岁、90岁还照样每天早晨到公园里练剑和打太极拳。

现在，我已经认定，我不属于“漂移”，我只属于“稳定”。我的命运，只让我稳定，而不让我四处走动，梦想成真，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拥有什么，就拥有什么。我不像北岛那样在全世界四处漂流，经多见广，同时因为这些，内心也跟着漂移苦痛和愁思。我不拥有这些漂移的世界，却拥有一个稳定的乡村，拥有一块在我心中贫瘠而又肥沃的、落后而又可以向往的文明，封闭、封建却可以望见现代化的许多繁荣和现代化的许多灾难场景的土地。那块土地是我写作的文学平台，也是我暸望世界的一块高台。站在那块土地上，我可以看见纽约、伦敦、巴黎和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稍一低下头来，眼皮向下一眨，就看到了那块土地上的山川、河流、树木、庄稼和村落。在那块土地上，我扭头向左，是一望无际、靠天吃饭、旱涝不保的田地；我扭头向右，是埋着我的无数祖先和亲人的一片连着一片的坟地。向前，是活着的人们；向后，是死去的人们。当我的写作，稍稍感到枯竭之时，我坐一夜火车，回到那块土地上去，回到我老家那座乡村的宅院。白天吃着我母亲给我烧的我儿时爱吃的蒜汁面条；晚上，和我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听她聊着5年前甚至10年都已经给我说过的乡村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聊着左邻右舍谁家的儿子孝顺之至，谁家的儿媳大骂婆婆，如此等等，丰收歉收、锅碗瓢勺；讲这些乡村的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直到天将亮时，鸡叫三遍或者五遍之后，我们母子才会在模糊中闭上眼睛，非常香甜地睡去。

有了这一夜的唠叨，就有了我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取之不竭的写作之源。回到北京之后，我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刹那间明白了一条写作的真理。原来母亲告诉我那么多的事情，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其实正是在告诉我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村的村长，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们村头那条已经几近干枯的河流，就是中国的黄河、长江，就是鸭绿江，就是西藏、青海的湖泊和瀑布；我们村后的荒坡、丘陵，就是世界第一高山喜马拉雅山；那条跑着山羊绵羊的野沟，就是中国的三峡，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峡谷。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遥远。我那有着6000人口的故乡，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长就是领导人；百姓就是平民；村民小组和村头的饭场，就是省、直辖市和大都市中的繁华广场。也许，我可以把小者说大，反之也就可以把大者化小。可以把世界浓缩进一个乡村，可以把国家的大人物转化成村落中的头头脑脑，可以把国家机密转化为农民茶余饭后的神神秘秘，可以把神圣的爱情变成河水中的鸳鸯戏鸣，可以把人间悲剧转化为乡村的男哭女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