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

——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

今天我们的话题似乎大了些，大就大点吧；也许我说出的话会空些，那空些就空些吧。我说——每一个在人类数千年绵延的历史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民族，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一个充满着苦难和挣扎的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史诗。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有着几千年为生存和发展抗争和挣扎的历史。苦难，如同一双无法脱去的鞋子，千百年来，日日夜夜，都穿在这个民族历史的脚上。遥远的历史，我所知不多，但中国的近代史，我略知一二。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和英国人有关系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抹不去的就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和鸦片战争，从那之后，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上百年屈辱、苦难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宣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当代史，都和欧洲、和英国有着根源的联系。这次到英国来，谁都想不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我必须尽快到恩格斯的故居和马克思的墓地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已经被英国淡忘的人物，无论他们是你的恩人，还是你的仇人，我想我都应该去朝拜一下。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思想的传播，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才有了中华民族今天的历史，哪怕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和上帝创造了人类，却并没有给人类送来和平与幸福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建立了新的中国和新的中国思想，也没有像奉赠一本《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那样，简单地就奉赠我们以幸福和平的生活。自1949年之后，我们民族的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动荡不安的历史。为了实现由马克思为我们规划的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中国人，中国的人民，不断地革命、革命、再革命，斗争、斗争、再斗争。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开始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与随之而来的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紧接着，就是10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为了革命，为了政权，1957年的反“右”斗争，有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赶进牛棚，劳动改造，悲惨死去。中国甘肃省酒泉县的大沙漠中，有一个地方叫夹边沟，是一个右派劳改农场，被赶到那儿劳动的右派有近3000名，几年后，活下来的人数还不到一半，其余一多半知识分子，都活活地饿死、累死在那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全国、全民族都大炼钢铁，我的家乡所有的树木全都伐光了，所有家庭的铁器，甚至包括锅、勺、铲子和大门与屋门上的铁环、铁扣、铁钉，都被取下来大炼钢铁回炉烧掉了。直到几年之前，我的家乡所有的路边上，都还残存着乡村炭窑、灰窑似的一人多高的“炼钢炉”——那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是一段灾难的见证。由此导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这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是一个民族为实践一种主义交上的学费，为一种信仰而经历的苦难。接下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也已经向这个民族敞开了幽幽的大门——10年“文革”，10年浩劫，10年的苦难。外国人、中国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都将无法体会那场历史的巨难，就像说到底，我们无法真正体会前苏联的斯大林集权时期的大清洗一样。“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中华民族内心所造成的伤害，我想用一个比喻，可以或多或少地说清楚一些：那就是一只猛虎让一群绵羊都变成温顺圈养的兔子时，这群绵羊不仅都变成了温顺的兔子，还把自己的绵羊的灵魂，变成猛虎吃饱肚子后爪子下的玩具。

而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兔子重新变回到绵羊的位置上。兔子变回到绵羊也许容易，可让那些都已变形成为木制玩具的灵魂变回到活生生的精神和灵魂，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难度之大，就像我们可以把一棵树木变成我们面前的桌子和椅子，但我们很难让桌子和椅子，重新变成一棵青枝绿叶的树木一样。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难、生命和灵魂的苦难。可是面对这样的苦难，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丁美洲面对他们苦难动荡的民族历史，有《百年孤独》；美国有《根》；欧洲除了有《悲惨世界》、《九三年》那样的作品，还有另外一种面对民族、人类和人在苦难中新的描述，如《变形记》、《城堡》、《一九八四》、《鼠疫》等。后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前者宽广和宏伟，但对人在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中被扭曲的记忆，却更为深刻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