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学共通性（第2/2页）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为什么那么伟大？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有一大批那个时代最复杂的人性的文学见证家。我们说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光辉灿烂，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大批美国作家以不同于19世纪的文学样式见证了不同于19世纪的复杂而深刻的人性。福克纳、海明威、亨利•米勒、约瑟夫•海勒、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索尔•贝娄、托马斯•品钦、库特•冯尼格、菲茨杰拉德，还有从俄罗斯移居美国用英语写作的纳博科夫等，他们都以自己最特有的方式见证了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最不同的人性。作家以个人独有的方式去发现和见证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人性，这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文学中最为共同、相通的一点，是各种文学最能让各种语言的读者共同理解和接受的一点。

第三，在我们讨论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的共同和相通之处时，有个共同的悖论是存在的。就是我们阅读的经典资源几乎是一致的，而写作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面对文学的经典，无论是新加坡的作家还是中国的作家，无论是欧洲的作家还是美国的作家，再或是拉美的作家，几乎大家都共同拥有古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但丁和19世纪星光灿烂的俄罗斯作家群，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司汤达和莫泊桑等。到了20世纪，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各种各样的文学经典，虽然不再可以如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样一统天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所有国家的作者和读者一致叫好，连与他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马尔克斯也倍加称赞——但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却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中找到自己最忠诚的知音。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比起写出《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和引起20世纪文学巨大变化的卡夫卡来说，应该是“小众”作家，但在新加坡这里，他也仍然有为他痴迷的读者，他们认为世界文学中有了博尔赫斯的写作，也就有了他认为的文学的纯净和崇高、丰富和独特。这就说明，我们阅读经典的资源其实是相当一致的、共同的、相通的。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共有、一致、相通的阅读背景下，呈现的是作家表达的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和独立性。只有最具个性的表达，才是最有普遍意义的写作。以20世纪文学为例，一部《变形记》和《城堡》，还可以再加上《审判》，卡夫卡的这三部奇作杰作，成为20世纪许多大作家共有的写作资源。加缪喜欢卡夫卡，但我们从加缪独具个性的写作中，只可以看到加缪，而很少可以找到卡夫卡。博尔赫斯喜欢卡夫卡，但博尔赫斯的写作风格和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南辕北辙。马尔克斯最初的写作深受卡夫卡之影响，但最终取得成就的马尔克斯却和卡夫卡一样独具其艺术个性和文学的世界光辉。纳博科夫喜欢卡夫卡，但《洛丽塔》和卡夫卡的任何小说都没有瓜葛和丝连。我举这样一些例子，是说明面对共同的经典阅读、共同的文学资源，一个成熟作家的努力方向是摆脱它；一个不成熟的作家才会学习它、模仿它。在拥有共同的文学经典资源的背景下，写作必须是摆脱共有，寻找独有。博尔赫斯在新加坡有其知音般的读者和作家，这是因为博尔赫斯的写作有其最具特色的个性才有了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脱离普遍性，创造独特性；因其独特性，方具普遍性。这是被无数作家写作证明过的一条规律。所以，在我们讨论不同语言背景下写作的共同性、共通性时，恰恰不可忽略的是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最独特的个人表达。

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以最具个性的母语方式去见证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人性最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一句总结，如同中国成语中的一个词汇叫“画龙点睛”的诠释。意思是，一个画家百笔千彩、辛辛苦苦地把一条龙画成了，但那条龙是活的还是死的，就看最后用笔点画龙的眼珠的那一点的成败。现在，在我的演讲中，是龙也没有画好，点睛更为失败，白白浪费了大家许多时间。非常抱歉，务请原谅！

2010年11月1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