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6/9页）

这是一群没有任何文化底蕴的政治流氓，一群挤眉弄眼、捏手掐脚的泼皮无赖，一群得志便猖狂、从报复中获取快感的刁奴恶棍。在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背后，恰恰透析出他们极度的虚弱和低能。他们不讲人道，没有人格，更没有堂堂正正可言。当初听说杨涟究论他二十四大罪状时，拦在宫门外可怜巴巴地以头触地，哀哭求情的是魏忠贤；如今一旦得势，不惜对死尸大施淫威的也是这个魏忠贤。对于他来说，摇尾乞怜与耀武扬威都没有丝毫人格负担。前面提到的那个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周宗建临死前，打手们一边施刑，一边刻毒地骂道：尚能谓魏公一丁不识否？鞭声血雨中飞扬着一群险隘小人的狞笑，这狞笑浸染了中华史册的每一页，使之变得暗晦而沉重……

这帮险隘小人当然忘不了江南的那座书院。

天启六年四月，正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圣旨由十万火急的快马送到江南：“苏常等地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昔日学人云集、文风腾蔚的东林书院被夷为一片废墟，不许存留寸椽片瓦，连院内的树木也被砍伐一空。令人深思的是，所拆毁的木料与田土变价作银六百两，被全部赍解苏州，为魏忠贤修建虎丘山塘的生祠去了。

此时顾宪成已死，主持讲会的是高攀龙，面对东林废院，他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但信念之火并未熄灭，在《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一诗中，他的声音仍然朗朗庄严，他倔强而自信地宣告：

纵然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是的，权势者只能废毁有形的构建，但东林的声音已经汇入了整个民族精神的浩浩长河，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文化精英将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明江山，上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来。

四

后人一般把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归结为“阉党矫旨”，似乎恨东林的不是皇帝，而是几个弄权的太监，这实在是对魏忠贤太抬举了。殊不知，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苦心经营，皇权已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那一套铁桶也似的专制模式是历朝天子所无法比拟的。臣子尽管有点权势，甚至可以胡作非为，但还是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尽管昏聩无能，尽管躺在深宫里抽大烟泡女人玩方术，但哪怕无意打一个喷嚏，顷刻之间就是满天风雨。从个人品性上讲，天启皇帝确实懦弱，但在一种极端的独裁体制下，君主的懦弱，却无损于他对政治的影响力，而只会把事情干得更荒唐。毁几处书院，杀几个读书人，这便是小小地荒唐了一下。偏偏被杀的读书人却不认皇上这笔账，更谈不上怨恨。这就很值得深思了。

我们先来看看高攀龙临死前的那份遗书。

对于死，高攀龙是有思想准备的，风声越来越紧，校骑已经到了苏州，打探消息的家人回报说，老爷也在黑名单内，一时举家惊惶。高攀龙却与几个门生在后园里赏花谈笑，镇静如常。不久，又有人回报，说缇骑将至。高攀龙这才移身内室，与家人款语片刻，打发他们离去后，自己到后园投水自沉。投水前，用黄纸急草《遗表》一封，略云：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 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外面大概已听到缇骑的哄闹了，只能打住。

如今，高攀龙投水的遗迹尚在无锡市第七中学内，近旁假山错落，林木依依，站在郭沫若所书的“高子止水”石匾前，我很难想象那么从容的自沉竟发生在这块如此逼仄的小水潭里。一汪涸泉倒映着树影，清则清矣，毕竟不那么浩阔。在离这里不远的五里湖畔，高攀龙不是筑有一所水居吗？在那里，他曾取屈原《渔夫》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吟过“马鞍巅上振衣，鼋头渚边濯足，一任闲来闲往，笑杀世人局促”的诗句，潇洒放达中透出相当清醒的生死观。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大概更愿意在那里完成自己悲壮的一跃，那里包孕吴越的湖光山色正可以接纳自己孤傲旷达的情怀，纵然是走向死亡，那也是一种人生的大手笔，可以毫无愧色地比之于汨罗江畔屈原的身影，但高攀龙却走向了这块“局促”的小水潭，我想很有可能是最后来不及选择了。在此之前，他或许并没有真正想到会死，皇上圣明，宸衷英断，会在最后一刻觉察阉党的阴谋的。但家人送来的消息终于粉碎了他虚幻的侥幸，皇上不会救他了，那么就以死相报吧。因此，当他站在这水潭边时，并不见得很从容，他会想得很多，而且肯定会遗憾地想到烟波浩瀚的五里湖。但这不是皇上的过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到了这时候，想到的仍然是皇上的好处。读着这样的遗书，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在景仰和痛惜之余总有一种深沉的困惑，因此，面对着那个跃向清潭的身影，我们只得悄悄地背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