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7/9页）

其实又何必背过脸去呢？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历史人物，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在改革社会的实践上建树碌碌的失败者；他们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士大夫；他们是饮誉天下的饱学之士，又是疏于权谋的政治稚童。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评判的二重奏，17 世纪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走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们却终于未能再跨越半步，只能以惨烈的冤狱和毁家亡身的悲剧震撼人心，激励后辈越出藩篱，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转过脸去，理性地审视如下一幕幕令人难堪的场景。

杨涟被捕时，当地民众数万人奋起援救，打得缇骑四处逃生。肩披钮锁的杨涟也跟着东躲西藏，不是为了逃避逮捕，而是逃避援救他的民众。他老泪纵横地向群众求情，要人们成全他的大节。在他看来，自己个人的生死荣辱无关紧要，万一激起民变，破坏了封建王朝的法统可是塌天大事。这位在金殿上浑身是胆、威武不屈的监察部副部长，这位在奏章中一次次为民请命，正气凛然的青天大老爷，此刻却在民众热切的拥戴中胆战心惊。他步履踉跄，狼狈不堪地到处乱跑，唯恐和逮捕他的缇骑走散，也唯恐失去自己身上的锁链。他以自己毫不矫情的眼泪消弭了民众的反抗，跟着缇骑从容就道，一步步走向京城的诏狱。在他的身后，是乡亲们纷飞的泪雨和悠长的叹息。

这种令人扼腕的情节还在不断发生。不少东林党人在被捕前以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却留下遗嘱，要家人典当器物，给执行逮捕任务的缇骑作回京的路费，因为他们毕竟是代表朝廷来的，是皇差。更有甚者，抓人的皇差把朝廷开出的逮捕证搞丢了，被抓的人却自己穿好囚衣，对着京城叩头谢恩，乖乖地跟着他们上路。江南的民风并不算强悍，苏州人更以其吴侬软语般的清柔著称。但在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这里却暴发了撼天动地的“开读之变”，十数万市民自发行动起来，声援东林，抗议阉党的暴政。民情汹汹有如干柴烈火，若是东林中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他肯定将是李自成、张献忠一流人物，晚明的政治史也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但他们没有，当愤怒的市民号呼蜂拥，追打缇骑时，他们只是坐守庭院与亲朋垂泪话别，大谈其“死于王家，男儿常事”的气节。事后，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五人被残害身死，又砍下头颅悬挂在城墙上。这五位义士都是市井小民，并没有受过诗书礼乐的教育。小民的大义并不示于慷慨高谈，而是凝聚在危难之际的奋然一搏。他们死后，苏州民众花五十两银子把挂在城墙上的头颅买下来，与尸身合葬于虎丘山塘。复社魁首张溥为之写了墓碑，这篇很有名的《五人墓碑记》至今依然出现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复社是继东林之后而起的政治团体，其宗旨为“复东林也”，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是很有过一番作为的。张溥的这篇墓志铭写得很动情，对五位义士的评价也相当高，但其中有这么一段却颇耐人寻味：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上封，列其美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 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志哉！

给人家写墓碑还忘不了显摆自己那种士大夫的优越感，似乎这五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红大紫的荣誉，是沾了东林党人的光，不然，像他们这样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老于户牖之下”，“人皆得以隶使之”。这样说就好没意思了。

真正有点意思的是，五位义士的墓是拆毁魏忠贤的生祠建造的，而魏忠贤的生祠又是当初用拆毁东林书院的钱建造的，在这繁复的拆建之间，不仅隐藏着一段不平常的政治史，而且昭示着一种相当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东林党入不会揭竿而起，这毋庸苛求；颜佩韦等义士也不会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面对着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报复，他们选择了投案自首以消弭事端，而不是拉起竿子对着干，这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江南民风柔弱。李自成和张献忠只能出现在西北的黄土高坡，而东林党那样的文人士大夫，甚至颜佩韦那样的义士，则只能出现在江南的市井巷闾。这是一块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显露头角的舞台。但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又深埋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之中，市民阶层的脚跟也相当软弱，他们只能附和在别人之中隐隐约约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对着皇权喊一声“反”，他们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只能枕着一块忠义石碑，在秀色可餐的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