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第7/9页）

四

在常州，我后来还打听到盛家的另一处故居，地址在老城区的大马园巷一带。从巷口望去，两旁尽是简陋的木板门，并未发现那张扬着富贵气的骑马墙及紫铜门钉雕花窗棂之类。有竹竿挑出小院的围墙，上面穿晒着小儿衣裤，一看便知是寻常居家。正值晌午，几个老人在小巷里悠闲地漫步，据说这一带原先是盛家的祖宅，到了盛宣怀的父亲中举显达以后，才搬到大井头去的，这里便成为义庄，用于安置盛氏旁系的贫家子弟读书和生活。推算下来，盛家迁居时，盛宣怀还很小，零落在这里的大抵只有童稚的足迹。

出马园巷口，眼前是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在那大门前徘徊了好一阵，不是为了怀古，也不是流连景观，隐隐只觉得心头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呼吁：过去的盛家旧宅，如今的人民法院，很好！那么，就请你对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对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个叫盛宣怀的人物，作一个庄严而公正的评判吧。

假如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这种评判或许会相对容易得多，但历史毕竟绕不开那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1 月，北京的天气格外阴冷，而紫禁城内更是笼罩着一派黯郁不安的气氛，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大清国的权力中枢顿时像失去了定海神针一般，政潮起伏，波诡云谲。

来自北京的邸报每天按时送进上海的盛氏公馆，送到盛宣怀的红木案桌上。盛宣怀随意翻看着，一边想象着京师的一幕幕连台好戏，嘴角上露出一丝隔岸观火的冷笑。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向洋人借钱，兴办路矿。不料有一天，送进盛氏公馆的却是一道来自北京的上谕，朝廷任命他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就是给朝廷搞钱。不久，又擢升他为邮传部尚书，跻身内阁。

盛宣怀说不清是喜是忧，他只得打点行装，到北京去做官。

把一些“知识化”的专门人才选提为管家婆式的行政官僚，这是中国官场中的一个误区，其主观意图或许不坏，但结果却往往大打折扣。因为官场自有官场的一套思维模式和道德规范。苏东坡应该说是个正派人，也是做过大官的，自然深切地体味过被官场人格浸淫的痛苦，他甚至“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无疑说的是反话，因为呆子自不会有人格分离的痛苦，能够心安理得地遵循官场人格的一套去操作。即使是那些原先品格不错的人，一入其中也往往不由自主，逐渐沾染上做官特有的那种优越感，长此以往，自然是丢了专长，学了一套官腔官调和官派。

盛宣怀是做过官的人，心底深处是很有几分官瘾的，因为做官有做官的权威，苏东坡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会有，而张之洞的官场遭遇更是记忆犹新，这个少年时代就被称为“司马相如”的才子，外任数十年却一直不能内召入阁。像他这样政绩昭著的主儿，当官不能入中枢，真不如回家种红薯了。为此，张之洞很有些牢骚：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寒日到虞渊。

宋代的君王不用南方人为相，但屈指数数，南宋的几个大忠臣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不都是南方人吗？张之洞以宋代南北之别，喻清廷满汉畛域之分，其怨忿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盛宣怀轻飘飘地就进入了中枢，他着实应该庆幸。

但庆幸之余又多少有点遗憾。他是在十里洋场泡过的，那种潇洒和滋润也挺值得眷恋，因为干实业有干实业的实惠。当官的用钱得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掏，虽然掏起来不很费劲，而且一般都是送上门的，但终究不及办实业的那般流畅自然，因为那钱就在自己的口袋里，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兴之所至，破财只当风吹帽。况且还有个心态问题，你别看那些“冰敬”“炭敬”来得容易，其实心里也不那么安分。朝廷又养了那么多风闻言事的御史，弄得不好，参你一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不算，还得丢乌纱帽。

遗憾尽管遗憾，官还是要当的，因为盛宣怀找到了一个结合点：“目下有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说得很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既当官又抓住实业不放，把权威和实惠集于一身。

盛宣怀在喜忧参半中完成了向官场人格的倾斜。他原先督办轮船招商局时，是极力抵制官办的；但自己一旦当了官，就立即下令把招商局收归邮传部管辖。他的汉冶萍公司开张以后，即奏请“不准另立煤矿公司”，企图利用官权，独揽专利，这不是武大郎开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