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第8/9页）

但这样的评判又似乎失之偏颇，因为盛宣怀毕竟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辈，这些年来，他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神州大地上那些傲然崛起的巍巍巨物和雷霆万钧的轰鸣声，唤醒了一个古老民族中世纪的梦魇，也为病恹恹的中华文明争得了几分自信。因此，即使如今身在魏阙，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无论是面对儒家传统的人生框范，还是面对当今最为紧迫的强国救亡之现实，都是那样悲壮而执著。然而悲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旧式官僚，本钱既不足，又好大喜功，便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那场把盛宣怀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革命终于发生了。

这是真正的悲剧。盛宣怀为中国的铁路事业真可谓夙兴夜寐，不论是经营汉阳铁厂或筹建通商银行，其出发点都是为了铁路，前者是为修筑铁路炼制钢轨，后者是为兴办铁路筹集资本。而创办大学则是为了培养铁路事业的专门人才。他是个道道地地的铁路至上主义者。然而，辛亥革命的发起恰恰是从声讨他的“铁路国有”开始的。先是武昌的革命党人握着汉阳铁厂生产的新式步枪呼啸而起，而后是八方的响应者电报串联，火车驰援。他苦心经营的那些近代化的玩意，恰恰为这场大革命准备了最为快捷、也最具威慑力的物质力量。到了这种地步，盛宣怀别无选择，他只能到日本去避避风头。更加伤心的是，在逃亡日本神户途中，他乘的是德国人的一艘旧货轮，而自己一手创办并控制的招商局的那些艨艟巨轮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从天津到神户的旅程是漫长而寂寞的，每天看日出日落，听潮涨潮息，正可以静静地反思人生的许多大问题。他或许有满腔的怨愤和不平。自强之道，首在铁路，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单靠马车和驿道，富国强兵永远只能是痴人呓语。但筑铁路不是修长城或挖运河，靠皇上的一道谕旨和老百姓的血肉之躯就可以成就的。筑铁路得有钱，那玩意说穿了是银子铺出来的，而经过了甲午和辛丑，中国最缺的偏偏是银子。国人皆骂我“卖国”，可我盛某人从来可曾卖过铁路？我一向主张“宁借洋债，不卖洋股”，因为卖了洋股，铁路就不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那么就只有借洋债了，但借债得有东西抵押，把原先允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借洋债的抵押，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其目的还不是为中国多造几条铁路吗？“借鸡生蛋”，这是连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妪也懂得的资本积累模式，国人为什么偏偏不理解呢？

盛宣怀无法理解国人对他的不理解，他只有怨愤和不平。

就在盛宣怀钻进德国货轮前往日本时，孙中山恰恰由日本启程回国。云水苍茫，海阔天空，两人的航向正好相反，这是不是浓缩着某种政治和时代的含义，我们不必过多地去牵强。而就在盛宣怀到达日本的当晚，他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新闻，在该报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还刊登着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的消息。盛宣怀放下报纸，颓然倒在卧榻上。他太疲惫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年以后，两人又在同一条航线上擦肩而过。由于“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一次亡命日本，在这以前，他的身份恰恰是盛宣怀曾经担任过的全国铁路总监。而盛宣怀则踌躇满志地启程回国。中国早期的两位铁路总监，都不约而同地把一段宝贵的时间抛滞在海轮上，不是为了出洋考察，而是由于政治的驱避，这就够有意思的了。民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一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最后就归结在西太平洋这条航线上几声呜咽的汽笛声中，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五

盛宣怀的晚年大都盘桓在上海的公馆里，有时也到汉口去走走，因为他仍然是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那几年，中国的政坛上朝云暮雨，他既没有资格，也实在懒得去掺和什么。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该会从中悟出不少东西的，他已经垂垂老矣，先前的意气所剩无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更不会干了。临死前一年，日本政府在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曾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已派人来到上海，但遭到了盛宣怀的婉拒。他并不糊涂。

1916 年，盛宣怀死于上海。大概因为平生听腻了官场的喧闹和钢铁的轰鸣声，死后想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于是他把墓地选择在苏州。

人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盖棺论定是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事，我们不去管它。但有一段尾声却颇有意思，说说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