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记（第8/9页）

如果说洛神是仪态万方的贵妇，那么红拂则是在彷徨苦闷中择婿私奔的婢女。

在洛阳女儿中，红拂是算得上很有政治眼光的。她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家妓，当然也很得宠。一天，青年李靖路过洛阳求见杨素，杨素见对方是个布衣，态度便很倨傲。李靖当即拂袖而起，一番长揖雄谈：“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多收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令杨素为之敛容，只得表示歉意。当时杨素身旁站着一个绝色少女，屡屡以欣赏的目光注视李靖，她就是红拂。当天夜里，红拂只身来到驿馆，与李靖一同私奔，出函谷关往长安去了。红拂识李靖于布衣之时，见其风神，听其雄论，便知道他是盖世英雄，于是愿附丝罗。李靖后来亦果然不负洛阳女儿的一双慧眼，在隋末唐初的大舞台上，他辅佐李世民叱咤风云，成为有唐一代的军事奇才，凌烟阁上的元勋重臣。

一个相府家妓，何以会有这样高远的见识呢？我们且听听她和李靖在驿馆里的一段对话：

红拂：“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罗愿附乔木，故来奔尔。”

李靖：“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

红拂：“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

她蔑视洛阳苍白的繁华，如同蔑视杨素那衰老而没有生命活力的身躯一样。她的目光早已越过相府的高墙和洛阳的城堞，投向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红拂的私奔，是洛阳女儿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又不仅仅囿于儿女之情。面对着群雄遍起的天下大势，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向温柔富贵的江南，而是一路风尘，西去长安，这中间带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红拂不是历史上的卓文君，她的人生目标也不是一座温暖的小酒店。江南固然是不错的，那里有华贵的琼花和明丽的山水，隋炀帝就刚刚乘着龙舟往那里去了。但就全国而言，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仍然在北方，因此，天下英雄的大角逐也集中在北方。秦中自古帝王州，欲成霸业者，不能不据有关中。那么就往长安去吧，沿着历代英雄豪杰走过无数趟的这条古道悄然西去。在他们的背后，夜色中的洛阳城有如剪纸一般瑟瑟淡远。

具有政治眼光的红拂往关中去了，另一位洛阳女儿却在这之前就已经远嫁江南，她的名字叫莫愁。

关于莫愁女，最早见于南朝萧衍的《河中之水歌》。从诗中看，莫愁是洛阳的农家女，但其所嫁的卢家似乎有点背景，因为寻常百姓的居室不会那样讲究，所谓“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这是相当贵族化的了。莫愁的小日子也似乎过得很不错，因为后来李商隐在《马嵬》诗中曾以她作为参照系，发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慨叹，认为当了几十年风流皇帝的李隆基还不如她过得舒心。

莫愁是洛阳人，这一点大致可以肯定的了。

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建康的街巷里又有这样的歌谣：

莫愁在何处，

莫愁石城西。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莫愁的籍贯问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莫愁，一为洛阳女，一为石城妇。其实，莫愁本是传说和诗词中的艺术形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她寻根呢？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我则认为，这个原本是洛阳女儿的莫愁，后来由于出嫁或迁徙到了建康，定居在石城之西，如此而已。

这样说并不完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自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洛阳的不少门阀世家也随之南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朝。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江南的经济开始崛起，由于水耕农业较之北方的旱作农业有更高的效益，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由此也必然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河洛地区逐渐失去了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此，洛阳女儿莫愁实际上只是一种美好的意象，而莫愁的南渡则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在她的身上，从中原南迁的南朝士大夫们寄托了对洛阳旧梦的怀念和无可奈何的惆怅之情，莫愁的形象愈是“莫愁”，怀念和惆怅便愈是幽深，这大概不难理解。

这种怀旧感有时可以表现得近乎滑稽。东晋谢家原是北方的中朝衣冠，到了谢安时，晋室南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谢安虽长在江南，但讲话仍然带着浓重的乡音，再加上他患有鼻炎，声调就更浊了，据说他用这种声调作“洛下书生咏”，听起来有一种特别优雅的风韵。于是士大夫们竞相模仿，说话时甚至捏着鼻子，强使语音产生一种重浊的中州味儿。我想，当谢安的这种生理毛病成为令人效仿的优点，且蔚为时尚时，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名士的倾慕使然。大概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美丽而安闲的洛阳女儿的形象就在孕育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