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诗人拎起皮箱（第5/5页）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