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清理过去的黑暗（第2/2页）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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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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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程——士兵的集体屠杀俘虏究竟是哪一个个人发出的命令？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正义的执行。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但谁去逮捕他们？联合国现驻波斯尼亚部队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们一有动作，波斯尼亚战火势必立即再度爆发，是正义比较重要？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重要？

国际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实脆弱极了。所通缉的两名主脑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寻常百姓要继续被侵略者、独裁者屠杀，死狗似地被掩埋。人们屏息注目海牙大审，心中微微紧张。

因为这场世纪末大审“万一”成功了，它的意义多么深远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两族开战为藉口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他知道，在战后，文明的法律仍旧要制裁他。国家的领袖必须面对国际监督，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杀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国家的支持，还得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所逃遁。

这样的正义，对那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是多么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大审来清理它的残骸沉冤，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我们屏息注目这世纪末的大审。清理过去的黑暗，我们知道，不过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