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民（第2/2页）

1929年到1931年，先后有近百位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举家搬到定县。晏阳初希望通过这样的平民教育实践，造就“一代新民”。

想起这两位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是在看完《智族GQ》本期报道《波士顿人》后。哈佛、麻省理工、布兰迪斯、百布森……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波士顿那样，聚集了如此密集的顶级大学和商学院，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国留学生。地域的特殊，造就了人才气质的特殊，这些面目全新的一代中国精英留学生，被称为“波士顿人”。

报道记录了“阳光书屋”项目的成员。杨临风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创业计划是回中国农村做货郎，把零售商品带到贸易不便的云贵乡下，他同时创立一个帮助农民工从城市雇主手里争取权益的组织；秦玥飞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就利用假期回国在湖南、甘肃的农村调查，研发出一款专为中国农村学生设计的平板电脑；还有刘禹奇，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后，到湖南衡山贺家村做起了村官；杨歌在参与农村信息工程之前的履历是伊顿公学、沃顿商学院和BCG咨询公司……现在他们共同服务的项目是“阳光书屋”，致力于农村教育信息化。文章描绘了这群名校学生耳朵上插着香烟，披着军大衣，皮带上夹着手机，穿着防泥雨鞋到试点学校探访的场景。

继承陶行知、晏阳初先生的衣钵，这是新一代教育精英对中国乡村教育实践的延续。陶先生当年说：“我是个中国平民，去国外一趟好像成了贵族，回来我还是要做中国平民。”陶先生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接受最精英的教育，仍要知行合一，乐于从事最乡土的实践。中国平民不只是个身份，还关涉价值观和信念：不管你有多强，守住弱；不管你多富有，守住质朴；不管你有多得意，守住谦卑。

当年，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有个教学方式叫“小先生制”，就是任何人，你知道一个道理，应该马上去告诉别人。“中国平民”就是我今天知道的道理，和你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