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虎

笔直纤细的双腿，镜头上移，是长款呢料旧式大衣，最后出现一张年轻干净的脸，迎着阳光，眼睛半眯，鼻翼上有早春的灰尘粒子游动，金发熠熠生辉——这是电影《心之全蚀》里，十九世纪天才诗人兰波的出场。那天，他从法国南部一个乡村小镇，来到名流云集的文化之都，像李白初到长安，几首诗，就征服了巴黎。

十八岁的兰波有种轻薄恣意的美好，才华和美艳在他的金发白肤上闪光，咄咄逼人又毫无心机。他十五岁所写的两首诗《元音》和《醉舟》，实践了波德莱尔“感觉交响乐”的梦想，成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他提出“诗人应该成为灵视者”这一概念，更对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甚至意识流小说产生重要影响。

在巴黎，兰波结识了另一个大诗人魏尔伦，后者为他的天才吸引，抛家弃子，和他出走，两人在伦敦、比利时过了两年的共同生活，这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坛最为惊世骇俗的“败德事件”。1873年，这段“孽恋”最终因为兰波想回巴黎，被魏尔伦开枪打伤而完结。一个月后，兰波写出了他最杰出的诗篇《地狱一季》，并从此封笔，时年十九岁，结束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写作生涯。

很可惜，电影对兰波随后的生活兴趣不大，语焉不详。但我恰恰觉得，不再写诗的兰波，才真正开始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旅程。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有比写诗更迷人的生活吗？此后发生的事不可理喻：兰波离开法国，开始在欧洲大陆徒步旅行。他甚至加入了荷兰的军队，只是为了免费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十多年里，他到过南欧、北欧，亚洲、非洲，当过荷兰和美国的雇佣兵、殖民地监工、武器走私贩、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后来在北非、西亚等地待了十二年，重病缠身，“过着世上最悲惨的生活”。直到1891年，他脚上的肿瘤恶化，才不得不回法国做截肢手术，但已无济于事。是年年底，兰波死在马赛，终年三十七岁。

兰波的早期诗作已抒发他对流浪、冒险、自由的向往之情，“我的生命如此辽阔，以至于不能仅仅献给诗与美”。践履自由意志，尊崇内心向往，在他生命中有超越一切的价值，甚至超越诗歌本身。他放任自己对奇幻漂流旅程进行天马行空式的歌唱，沉醉于行程的意外多变，拒绝在任何地方逗留——“生活在他乡”，兰波十九岁写下这样的诗句，流浪才是他内心更为汹涌的暗流。

诗以后的生命，就是兰波以生命去实践诗的过程。或许那才是诗人真正生命的开始，才是比诗歌本身更重要的东西。

摆脱社会赋予的一切功利，尊崇自己内心的价值和呼唤，在西方是众多人生故事的母题。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在伦敦银行工作，长得一般，资质平平，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他不爱说话，即便开口，也多半无趣无味。可你想不到，突然有一天，他留下一张纸条“晚饭准备好了”，就离开自己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外省，开始从头学习绘画，他要做一个画家。

这是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讲的故事。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尽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事实上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很不走运。五年之后，他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接受朋友救济。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十五年里，这个本来前程光明的伦敦股票交易员丧失城市，丧失身份，丧失亲情，丧失健康的身体，在别人眼里他丧失了一切。可查尔斯也许不这么想。他热爱绘画，“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在他看来，人的每一种身份无非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丧失，才是通向自由之途。在人们竭力追求功名利禄、满足于舒适安逸的生活时，他拒绝成为“人们”里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最后，在太平洋的荒岛上，他衰老，他疾病缠身，他一无所有，但他临死的时候，面对自己内心，获得了安详和宁静。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于人生而言，这可能才是最后的胜利。

是什么力量，促使兰波放弃诗歌，放弃魏尔伦，放逐自己过上一种居无定所满地找牙的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混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查尔斯告别安居乐业，即便最后成为一个瞎了眼的麻风病老人，飘零在太平洋的孤岛上？前不久我们再次见识到这个力量，就是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孟加拉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