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

玻璃罩里,展开摊放着一本1903年英文版《道德经》,书已破旧,原籍空白的地方,写满密密的俄文,水笔印迹,百余年了,已经浅显模糊,那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手迹。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大雪覆盖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里,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昏暗的油灯下,孜孜以求,把英版《道德经》翻译成俄文的情形。

展柜一旁注文:“在生命晚年,托尔斯泰把中国道家文化与基督之爱相提并论,他认为,老子学说本质上就是基督学说。”看完国家博物馆“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览后才知道,托翁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曾遍阅中国古代哲人著作,尤其是老庄。道家思想对晚年的托尔斯泰产生过重大影响,托尔斯泰因而被称为俄国道学第一人。

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在一个老派的俄国贵族家庭,一直被习惯尊称为托尔斯泰伯爵。他喜欢深思,怯于和别人交往,为自己长了一双灰色的小眼睛自惭,有一种天生的自我锁闭的性格。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殷实丰裕的贵族家庭里,却生长出这么一个柔弱谦卑的灵魂。托尔斯泰从小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成为基督徒。自身的缺点和内敛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洞悉社会苦难的人。他思考生活的意义,探讨道德规范,寻找人民灾难深重的原因,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被称为“俄罗斯人民的良心”。他的思想体系在俄国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其最核心的部分是基督教的博爱和忍耐,并由此发展成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思想。展览里,有部不间断循环放映的纪录片,一个俄国托尔斯泰专家谈到中国道学里“贵柔”的思想对托翁的影响,他说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宗教哲学的综合体。

不抵抗和平主义,“勿以暴力抗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构成。它既来自《圣经》的《马太福音》,也是与中国道教思想同出一脉。道教是一种清静无为、自然清真的价值观念。道教以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超越功名利禄,在冥想中寻求境界,退让、妥协、无为而治是老子之道的核心。

托尔斯泰也把“不以暴力抗恶”“忍耐”“无为”的思想化入他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库图佐夫的座右铭是“忍耐和时间”,他以消极无为的倦怠,嘲笑人世间一切不可一世的奔忙,他奉行以静制动、以退为守、以柔克刚的东方精神;另一个人物卡拉塔耶夫更是体现了托尔斯泰的退守忍让、消极无为,即使在屈辱的俘虏生活中,也泰然自得,随遇而安。

因此也就有了禁欲,有了非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有了深沉的悲观主义调性,有了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这一切都与古老东方文化的道统遥相呼应,不谋而合。

然而,一切肯定又不止于此,否则无法解释俄罗斯和中国文学传统及民族心性的巨大差异。空阔的展览空间里,河流般流淌着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似沉重的悲吟,以仁爱、退让、道德的自我完善为共同价值诉求的基督教与老庄文化,在共同呼吸的同时,又在哪里相互错身分道扬镳了呢?

面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世,中国道家确立的生命感觉,是净化的心智和情怀,其具体应对方法是坐忘、无我、淡泊,超凡脱俗,有种“算了”的境界。一如庄禅文化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尘世无果后,他寻求的出路是放弃价值关切,以换取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人生贵得适意”,成为个体心灵在清虚孤寂中安身立命的精神SPA。

而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则无法将自身置之度外,而是反求诸己,对忏悔予以更大期待。这赋予俄罗斯文学受难和爱的特殊气质,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源泉。俄罗斯作家必须给受恶摧残的人和世界找到价值根基,不然他的灵魂不得安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囫囵读过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故事都忘了,但小说描述十六岁的主人公如何独自一人,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去修道院忏悔的情节,记忆犹新:原野,晨雾,树叶落尽的森林,马车上一个满怀心事的少年,多美啊。

这是一种沉郁的美,也是俄罗斯文学特有的气质。去年到俄罗斯,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贴着它走了两天,那么宽广、混浊,缓慢而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你会觉得,这条河流养育的人和文学,就不会是轻松的。

面对国难和民生的多艰,俄罗斯作家没有中国文人的超脱,他们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折磨,活得恐惧而卑微。刘晓枫说,大凡个体与外界出现对立与冲突的时候,总不免会产生两条道路,即救赎之路与审美之路,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我们看到,寄情诗文、退隐田园、纵情山水、披发佯狂的中国传统文人,选择的审美之路是“逍遥”;而以原罪精神为主旨的西方基督徒,以托尔斯泰为代表,则选择了救赎之路——“拯救”,即对人性及生存意义的不息追问。最后,审美情怀依靠一种精神假象逾越了现世的恶,可基督情怀则以笨拙找死的姿态承负了现世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