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第2/2页）

庄子看得很透，他深知人世的本质就是残缺，无法消解克服，人生的意义唯有退守生命的残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李泽厚把乐感视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意向，其中尤以道家为甚，更强调自然的本能感觉，不倚仗外部事物获得快乐，更有自足性，其最高境界是陶然忘机的生命沉醉。

而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因负恶而沉重，要的是救赎，不是解脱。托翁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轻松地去爱。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渴望流着泪亲吻我离开的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追求一种虐心的爱。

托尔斯泰的负重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紧张和反感，因为他不让我们活得轻松，迫使我们去想“为什么而活”，很少有人经得起这样的追问。希望活得更明白的想法容易把人逼入绝路。

果然，托尔斯泰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写完《复活》，托尔斯泰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的传统观念，回到宗法制度的农民立场，但那个巨大的问题，如何消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个多么天真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于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托尔斯泰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家庭，离家出走，“我不能在一个奢侈环境中做一个掠夺者”。他和贫苦农民挤在火车破旧而臭气熏天的三等车厢里，“非常愉快”。《圣经》里，耶稣被宣判死刑后，背负十字架被押往山坡上，这条著名的路线被后世称为“苦路”，这也是任何一个圣徒的救赎之路，至今还存在于耶路撒冷。离开富足的家园，托尔斯泰踏上自己的“苦路”，这绝对不会是老庄后人的选择。

仅仅十天后，这颗“俄罗斯人民的良心”，八十二岁的老人就客死在一个偏远的小火车站，那是1910年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有时想，幸亏离开了富贵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能在这条贫瘠艰难、漫无止境的救赎之路上离开这个世界，终是托翁此生最后的圆满和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