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无中国”

禅房是永福寺的核心建筑。单层，人字形飞檐构造，透过窗格看进去，一片幽深。阳光从西边进来，十多道光柱，照在青黑色地砖上，漆黑铮亮。这个已有八百年历史的佛殿体量巨大，数十根粗壮的原木柱子，高十多米，顶天立地，一副楹联垂天而下：“白华岩畔观性于根尘幻；翠柳渡头入流于心水清”，二十个大字笔力刚劲，气韵流畅……在一个日本禅寺，看到这样正宗的中国楹联，倍感亲切。

抬头，堂前悬挂的匾额“选佛场”，落款“大宋国径山无准书”，心里一惊，原来这是宋朝名刹杭州径山寺大住持无准留下的墨迹。

京都的永福寺，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国师”圣一法师创建的。圣一法师南宋末年到中国学习佛法，就是师从当年杭州径山寺一代名师无准。永福寺的整体构造、布局，包括禅院制度，也完全依照径山寺，至今寺院里还保存着圣一法师从中国带过来的法具、典籍。

我们到访的时候，正值红枫遍野，永福寺旁侧山谷里枫树色泽浓烈如火。陪同的友人说，枫树一般是五瓣叶，全日本只有永福寺的枫树叶分三瓣，这里的两千多棵枫树，就是八百年前圣一法师从中国带回来的树种。

三年前，我们做过一期专题“在日本发现唐朝”，以“茶道、花道、香道”三雅道的精神分析与鉴赏为核心，试图找回在日本尚存，而我们业已遗失的传统中国的风雅生活。这次我们再度东渡，遍访京都禅寺和高僧，想搞清楚中国宋元时期禅宗文化的传入，如何构筑了日本的社会伦理，并影响至今的生活哲学和审美趣味。续写《京都寻宋》，是一次悲喜交加的自我认知，充满了省察、失落、觉悟和慨叹。

因友人引见，这次我们见到一些学识、德行卓越，享有尊崇地位的日本高僧。他们门庭教派不一，但谈起中国唐宋佛学对日本文化精神的影响，满心谦恭，绝无搪塞，其姿态让我们这些后辈略有惶恐不适。在大德寺，禅师山田正宗给我们讲解晚唐诗人《早梅》里的“少”与“清寂”；在南宋名画《柿图》前体会“一”和“一切”；在建仁寺枯山水庭院前的禅坐中，我们感受“空”；最后，“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我们在泉田禅师诵读的白居易诗中感受“离别”……八百年过去，风流云散，我们只能在东瀛异域的想象中，感受唐宋茶仪的浪漫韵致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性化朝代。宋朝立国便实行文官政治，统治者奉行防守国策。在宋朝，经济发达，百姓做饭都烧煤而不是柴草，煤产量世界第一；宋代的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所需要的钢铁产量，甚至超过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时期，整个英国的钢铁产量。同时，宋朝也是一个商业贸易特别发达的朝代，河岸上有很多城市，江中的船舶川流不息，运载着大批的商品。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感叹，“公元960年宋代开始，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流通，火药发明，天文时钟、指南针、水利设施都一一显现。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经济发展，又不热衷战事，宋人的生活富裕安逸，催化了文化的演进和生活形态的成熟。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向往建功立业；而宋人则不再向往边塞，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职业。唐人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宋人则已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如果说唐诗是少年，宋诗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冷静和省思。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代表性的意象组合，说明宋时文人已经度过中国文化精神的青春期，开始走向内敛和成熟，史景迁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已经烂熟”。

宋之前的中国，都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国度，是发祥地，也是文化中心。日本等东亚诸国都很尊崇，认为这样的中国才是他们的老师，日本的僧侣和社会上层都以能熟读唐诗宋词为荣，贵族书写都用汉字，以表示自己的正宗学识；日本富足家庭甚至让他们的女子来大宋“借种”，以改良他们的后人。12世纪开始，由于航海和气象技术的进步，大量商人和佛教僧侣往来于日本和中国，日本从宋进口的丝绸茶叶、琥珀金饰，都是贵族生活的奢侈品，中日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这一切在公元1279年戛然而止。南宋末年，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军队大举南下，1279年，与宋朝军队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打了一场大规模海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一千五百多艘，最后宋军战败，八岁的南宋皇帝赵昺投海，随行军民亦相继跳海殉国。崖山之战后，海上浮尸十万，当时宋朝的多数社会精英要么投海自尽，要么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