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

建筑师王澍前几天得了世界建筑最高端的普利兹克奖。评审词说他的建筑“扎根其历史背景，像任何伟大的建筑一样，永不过时并成为世界性的建筑”。

消息传来的时候，王澍正在一个新项目的施工现场，带着他的学生砌墙。“历史”“伟大”“世界”，普利兹克这些宏大的颁奖词，似乎与眼前这个双手还沾着粉灰的建筑工人没什么关系，但王澍领受得心安理得。“建筑师既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又要懂得熟练的技术活儿”，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哲匠”。

王澍主持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他要求学生在进入建筑学领域的初期，都要学会和灰、砌墙、木工等技术活儿。刚开始，那些开水都不会打的学生手磨出茧，扎出血，一样还是要在地里种植草木，在盆里实验种小麦。按王澍的理念，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手活儿”。刚上学的学生不用谈建筑，只谈房子，王澍不愿他们因沉溺于“哲思”“艺术”概念，丧失了对建筑本体、基本功能的把握。培养“哲匠”，既能哲学思考，有艺术想象，又具备扎实的实践技能，是王澍教学的目标，也是他的方法论。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徐冰的一件作品《凤凰》。两只长三十米、宽六米的凤凰，全部由建筑废料拼接扎制而成。砸土机强悍的顶部用作凤凰头；脖子是挖土机臂，简洁有力；铁皮卷和红色安全帽结扎成背脊，锈迹斑斑的铁锹被焊制成羽翼；嘴、利爪由用于建筑消防的废弃龙头和金属管道改制；各种类型和型号的金属板条，被用作舒展飘逸的凤尾……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凤凰五彩缤纷吉祥如意的想象。眼前的凤凰铁骨铮铮，伤痕累累，野蛮、凶猛、挣扎和不妥协；全身材料粗粝低廉，却凛然自尊，带有神性。可以想见，如果两只重达十二吨的金属巨鸟凌空驻留在北京CBD上方，该是多么奇特诡异的现实场景。

可在随后跟徐冰的一次访谈中，我才了解到，要实现这奇崛瑰丽的艺术想象，需要怎样的艰苦劳作和技术支持。为采集作品所需要的建筑废料，徐冰和他的工作组跑遍了全国数个城市上百个建筑工地，对千辛万苦收集来的废料进行筛选、切割、打磨，对上万件物料按预设的逻辑和节奏进行组装、拼接；作品最后要悬置空中，为保证绝对安全，需要对数以万计的连接点进行焊制、捆扎、螺丝穿钉，制定不同的安全标准并督促执行；为保证徐冰对整个作品最初设想的“建筑感和施工感”，项目组对所有部件，根据材料类型进行上锈和除锈，涂抹各种剂量的防腐材料……整个项目历时三年，其间经历了北京奥运，金融风暴，投资方的质疑、放弃和变更，这林林总总的一切，跟艺术想象和意义无关，跟作品的哲学价值无关，它们是悬置在那些形而上意义之外工匠般的苦力和技能，繁复而艰难。在最后的艺术成品上，我们看不到它们，但谁都知道，没有这样漫长、琐碎、机械劳苦的工作，艺术只能是空想。

这种哲与匠的关系，几乎体现在任何艺术当中。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哲思和浪漫，但艺术的实现也需要规则和纪律，需要繁难和具体的劳作。以前听音乐，一首歌一部曲子，觉得好美，旋律和想象萦人心魄。而前不久采访刘索拉，她却说：“一个作曲家90%的工作都是技术活儿。你给我一个动机，我可以同时把它写成流行曲、爵士、摇滚、交响乐，甚至京韵大鼓，这就是技术，更像一个砌墙的工人，没那么浪漫。”

一次跟一个从事作曲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将一个主题、一个动机衍化，发展成一部庞大、复杂的乐曲，光靠灵感是难以维持的。灵感具有突发、间歇、不可持续性，就那么一下下，倏忽即逝。当年贝多芬的Op.135（《F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只是写下了“Es muss Sein!”，翻译成英文是“It must be”。如果只有这一句，是不能成一个曲子的，贝多芬的技术能力，就在他对于主题动机的发展，“采用了模进的手法，向下大二度，对位声部则采取半音上行，与之呼应之后再通过拓展音区、齐奏、声部间的对答等一系列的方式，完成这首弦乐四重奏”——听上去好累，一点儿也不美。

中国人不说技术，喜欢说手艺。所谓“手艺”，就是因为长期劳作，对特定对象形成的一种操作感、分寸感、手感和质感，就像“庖丁解牛”，庖丁眼中无牛，牛在心里，解牛不用刀，“以神遇”，感受到牛的间隙，解牛才能够“依乎天理”，游刃有余，以致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跟新买的一样。

去年在日本京都，清水寺旁，在一家叫“朝日堂”的茶具作坊里，我碰到一个正在做陶艺的老人。聊起天来，老师傅七十多岁，一辈子转过的陶轮不计其数，他说一件好的陶器，不是看上去的美，是摸出来的美。老人从少年时代就懂得，一切手艺都在于反复地做，重复，重复，再重复。老人说起，十二岁那年进作坊，师傅让他对着同一件样品制作五十件复制品，做完后统统砸掉，再重新做，做了再砸。整整一年，他都没有权利把自己任何一件作品保留下来。师傅告诉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他明白，不要执迷于自己做的任何一件东西；二是懂得，手上的真功夫才是一切的基础。谁都想做出充满美丽意趣的作品，但手上没工夫，缺少对具体材料的感知，艺术就是空话。